从金庸小说人物归宿模式论金庸武侠创作的心路历程

第三、“半隐”。

这“半隐”与白居易的“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的“中隐”颇有相通之处，即大部分时间是保持“出世”状态，但也免不了入世。《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中的黄药师位居“乾坤五绝”中东邪一席，但一生独来独往，吹萧摄魄，弹指通神，桃花影里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萧。洪七公号称“九指神丐”也位居“五绝”一席，但神龙见首不见尾。《倚天屠龙记》中的一代太极宗师张三丰，基本上在清修，甚至后来以假死蒙骗天下人云游四方去了。《笑傲江湖》中的江南四友也是主动退出社会主流，归隐于西湖的孤山梅庄，以琴棋书画为伴，倒也落得一段时间的逍遥自在。

东邪黄药师可以说是聪明绝顶的第一奇才，不仅文武双全，而且兼通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算数韬略，奇门五行。聪明绝顶的他显然早就触及到了所有聪明人和智者都会触及的“生，或者死”，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这一个终极命题，但他显然也并没有找到适合于自己的答案，所以，在他的人生之中充满了莫名其妙的矛盾、冲突。想死，却始终没有死；想隐逸山林，却又热衷人间名望；一生嘲讽儒家圣贤经典，如那首非难孟子及其著作的打油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15]（P1092）即是他的杰作，却又说自己“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15]（P1249），发誓不写出真经就不离开桃花岛，但最终还是自破其誓，这其实是他一生的写照：想写出与前人完全不同的人生故事，其结果却是要么与前人相同，要么则是一片空白，本想把自己的人生寄托于夫妻情感，但他那聪明不寿的妻子偏偏早死！黄药师自负才华盖世，想要独树一帜，但结果却并没有逃脱人间常理，他仍然不过是可怜众生中的普通一员。

另外，《天龙八部》中的无涯子，《笑傲江湖》中风清杨，以及那位一直没有出现过的独孤求败，都是和黄药师是相似的情形，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在“出世”的心态上达到了惊人的相似,，足以表明的一点，那就是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在理想的大道上走到了尽头，而且在现实的世界中找不到恰当的位置。换句话说，这些人大都是些不同世俗、不合时宜的人。万念俱灰之后，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令金庸于悲怆之中营造了一个欲说还休的精神家园，那就是“隐逸”。金庸喜欢围棋，曾借围棋之道谈及中西文化的相异。“围棋的属性其一是变，如佛家道家一直都曾提示过的：人世之变化万端，周流不居；其二是“慢”，这和当前的西方文明社会中的人生态度是相冲突的，慢的妙处在于沉思和品味，令人能在变中深刻地体会人性。”[16]他的作品就是围绕着这两个层面生发、结局的。

二

共同归隐下的不同——儒、道、释三种性质的隐逸

前文提到了金庸小说人物的一种共同现象，即归隐现象，这是他小说中人物的一种共性。但是，我们再细加探究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在其共同归隐的背后，却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其人物归隐的性质不同，其中大体可分为儒、道、释三种不同性质的归隐。

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道路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的过程，而不是按照某一种固定的主题及其固定的人格模式进行编织的。武侠小说，内容少不了一个侠字，若我们将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以侠的身份归类，可分为儒家之侠、道家之侠和佛家之侠三类，所以金庸小说人物的共同归隐也是包括这三种性质的人物归隐的，我们下面加以分析：

第一类，儒家之侠归隐。

儒家思想讲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在金庸小说中，陈家洛、袁承志、郭靖和陈近南都是儒侠身份。他们遵循着侠义之士不从属朝廷的原则，儒侠在江湖行走中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大都以天下为己任，或建帮立会以推翻朝廷，解民倒悬，企图建立自己理想的政权，如陈家洛，袁承志，陈近南等人；或拔剑而起，抵御外来侵略，守家卫国，如郭靖。

以郭靖为代表的儒侠之所以能达到值得称道的至高境界，是因为他们在品质上，“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他人’的济世情怀，其精神实质是‘仁者爱人’的儒家理想的最高境界。”[17]但是郭靖最终没有归隐，而是在襄阳城战死为终。

真正以儒侠身份归隐的以陈家洛和袁承志两个人为代表。

相较之下，陈家洛离儒侠的标准更近些。这是因为：首先，他本来就是一个儒生，中过举人，然后才进入江湖当义士的，从儒生到义士，岂不是儒家之侠的典型？次之，他本人外形儒雅，武功又高，是文武汉全、内外兼修，这也正符合“儒侠”的标准。再者，他的事业虽看起来是“犯上做乱”，但书中专门安排了一段他与胞兄乾隆皇帝在六和塔上的辩论，以忠、孝、节、义来说服、打动了对方，表明了他的真正的儒家思想立场；若乾隆是“明”君（做汉人的皇帝，而非满人的皇帝），陈家洛自会“忠”之；若乾隆顾全兄弟之义，则陈家洛自会“悌”之。最后，陈家洛在“国家大事”与“私人感情”的矛盾中，终于决定牺牲私情而顾全国事，将香香公主喀丝丽拱手奉献给乾隆，这件事但恰恰表现了他的儒侠的立场。

由此可知，《书剑恩仇录》是按照儒家之侠的标准来设计主人公陈家洛的形象的。可是他虽有心，而乾隆终究无意，在乾隆看来，民族大义及兄弟情义，终究没有皇帝宝座那么重要。因而不忠不义在前，又不仁不信在后，设宴欲将陈家洛及红花会一网打尽，一方面顾全了史实，另一方面也是对陈家洛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与讽刺。最后以至于选择了归隐回疆，这正是儒家所谓的“邦无道，则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的思想体现。

到了《碧血剑》中的袁承志，他的父亲袁崇焕可谓是儒家忠臣良将，却被崇祯杀了。袁承志因而要为父报仇。按理说，为父报仇报到了皇帝头上，这是尽孝而违“忠”。不符合儒家道德，儒家道德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哪有敢向皇帝报仇之理，这不是犯上做乱是什么？崇祯可是汉人的皇帝而非异族的皇帝。但，现代人对那种“君要臣死”的理论谁也不会当一回事；再则有“君君臣臣”之条例可以援引，既然“君不君”，那就休怪“臣不臣”，这也不违背儒家的传统。传统的理论碰到了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应该变通。袁承志不再是儒生，也算不上文武双全，但他“以天下为己任”，并能奉献牺牲的精神，实际上却是忠实于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并顺应历史发展大潮流的一种选择。所以说袁承志仍是“儒家之侠”这个大框架中的一个形象，他没陈家洛那么标准，但却要比他更活泼、更可爱得多。这恐怕也正是作者所要追求的变革。但是后来，看清了崇祯皇帝、闯王李自成所谓的“人君”真实的面目后，袁承志心灰意懒，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远走海外，流落荒岛。这正所谓儒家所说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处在无道之世，所能选择的只有“隐”了。

第二类，道家之侠归隐。

物极必反，自然规律如此，艺术规律也是如此。《神雕侠侣》中的主人公杨过的形象就和那些儒侠大有不同了。杨过与郭靖两人相比，不仅是性格不同，而且还有精神境界、价值观念的不同，也就是作者设计的人格模式的不同。郭靖是儒家之侠，杨过则是道家之侠。郭靖的特点，是为国为民，牺牲自我；而杨过的特点则是至情至性，实现自我。郭靖的形象表现了儒家之侠的崇高，而杨过的形象则表现了道家之侠的风流。如同郭靖虽堪称儒家之侠的典范，却不是儒生一样，杨过虽是以至情至性表现出道家之侠的风流洒脱，却也不是什么道流。非但不是道士，连道家之书也未必学过。但这不要紧，他的性格中自有一股道家血脉，他到全真派门下拜师学艺，而又反叛师门，那是因为他比那些（书中的）全真派道士们更懂得自然之道，及自我之道。他在剑魔独狐求败的剑冢中发现的剑、剑道，以及神雕促使他在洪水中、雪花中、海潮中练武，亦正体现了自然的道之精神。

杨过与郭靖的最大不同，在于对“礼教大防”的态度上，郭靖这时已是名满天下，而且人到中年，早已成了儒家礼教的卫道士，连他的夫人黄蓉居然也近朱者赤，反对杨过和小龙女师徒之恋。而杨过虽然明知礼教之大防，却仍坚持自己的选择，不惜牺牲，亦不畏牺牲，敢于在天下英雄面前袒露胸襟，甚至公然宣战：“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要坚持到底。”他的唯一的理由，是自己与师父小龙女恋爱，既不妨碍他人，更不危害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