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庸小说人物归宿模式论金庸武侠创作的心路历程

从金庸小说正面人物归宿模式论金庸武侠创作的心路历程

宋词人柳永，时言有井水处，皆有柳词。而现在，也有几乎同样的一句话：凡是有华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十多年来，金庸作品在海内外销量经久不衰，据《远东经济评论》统计，“光是中国两岸三地——大陆、台湾、香港三大市场，连同非法盗版在内，累计已达一亿。［1］在台湾，据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一项资料表明，台湾出版金庸作品达一千万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金庸小说的读者。［2］自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金庸作品全集》以来，到1994年止正式发印行量达四千万套，若每套书有五人阅读的话，大陆读者就有二亿人［3］……

金庸是一个极其特别的现象，他是报刊专栏作家，是个商人，他写小说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赚钱。应该说，他是一个创作者，而不是写作者，但是他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大多数作家无法企及的高度，尤其在作者赋予笔下人物的情感方面，更是让那些专业作家、严肃作家们望其项背。

上世纪八十年代金庸小说传入大陆。自黑龙江《克山师专学报》（1985第4期）发表了一篇《金庸新武侠小说初探》起, 大陆便揭开了研究金庸小说的序幕。此后，研究金庸小说的著作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有，红学家冯其庸、文学史家章培恒、陈墨、严家炎、倪匡、孔庆东等千百计的学者、评论家、作家对金庸小说进行了不同层次的研究。其中红学家冯其庸称其作品在情节结构方面的创造性及完美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4]而北大严家炎教授更是称其正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5]。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称金庸先生赋于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新的生命，因而被誉为“中国文豪”、“东方的大仲马”[6]……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所谓的现代文学是高峰时期，之后，可以说是文学的荒漠阶段，而金庸偏居香港，在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大都市里，却在用武侠小说的方式阐释着中国古代文化，并把小说的写法推到一个新的层面，这确实是一个奇迹。而今，对于金庸的文学地位和价值的评价早已经获得了公认和定论。所以说，研究金庸对研究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文学史有着不能抹杀的意义。

金庸是现代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继承、创新、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学家，他的《金庸作品全集》，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领域，使武侠小说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古老文学形式奇迹般地大放异彩。他写的新武侠小说“俗极而雅，奇而致真”，深受国内外各个阶层的读者喜爱和称颂。“他以及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采用章回体形式，通俗文学语言，娴熟的技巧，采写中国的社会、侠义之士和各种人物，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富有传奇色彩，阐发爱国主义的主旋律，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7]

可见，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即包括儒、道、释等哲学思想的影响。通读金庸十五部小说，“如若我们细心加以研究就会发现，金庸笔下的大多数主人公都有一个相似的结局——最终以归隐林泉而结束其人生戏剧。”[8]陈墨先生曾指出“归隐——是金庸小说人物的一种共同的归宿模式” [9]。可以说，“金庸这一归隐情结，是传统文化以及作者本人在创作过程中的人生体验综合影响的结果”。

由于金庸的每部作品创作时间不同，所受传统文化思想的渗透和支配亦是不同，所以他笔下主人公归隐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本文根据金庸小说人物归隐的性质和创作时间的不同，着手分析作者创作过程中，思想意识由儒入道，由道入佛的心路转变历程。

一

金庸小说人物的一种共同的归宿模式——归隐

“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10]，这是陈墨先生评价金庸小说的话语。但是，在金庸小说中，有大多数主人公（正面）却重复了一个共同的归宿模式——归隐。

“细数一下金庸的十五部作品，占一半之上的结局都是或暗或明往‘归隐抑或退隐’一途走去的。”[11]根据主人公出世和入世的情况，我们可以把金庸作品中主人公归隐的情况归结为三类。

第一、“退隐”。历经曲折离奇，大开大合，最后悄然离去再也不理世事。

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在事业失败，情人惨死之后，最后退隐回疆；《雪山飞狐》中胡斐与苗人凤相斗，生死未卜；《飞狐外传》中的胡斐最后也黯然归隐；《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回到活死人墓去归隐一生；《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和任盈盈一道归隐林泉；《越女剑》的主人公阿青不知踪影；《白马啸西风》中的主人公李文秀回到中原以后只能是伤心独居；连《鹿鼎记》中的主人公韦小宝这样的人也只得“老子不干了”，携夫人逃避到人们找不到的地方去了。

陈家洛是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主人公，可想而知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必定花费了不少心血，将他设计成作者故乡浙江海宁的历史名人陈世倌的第三子，然后又利用海宁一带的民间传说，写他是满清乾隆皇帝的同胞兄弟，从而将满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改编为兄弟之间的情感、礼教、欲望、法理等复杂的矛盾冲突。陈家洛在个人身份上，虽然是个男子汉、大丈夫，而且是个天下敬仰的总舵主、大英雄，但在他身上却发生了双重悲剧。在事业方面，不仅没有获得“反清复明”或“反满复汉”的成功，反而差一点让乾隆皇帝将红花会的头领一网打尽；在个人感情方面，陈家洛就更有巨额“亏欠”，先是深深伤害了翠羽黄衫霍青桐，使之生不如死，而后又将香香公主送给乾隆皇帝，等于把她送上死路。造成陈家洛双重悲剧的原因不仅有他性格和心理上一些或明显或隐蔽的缺陷，如死要面子导致自我封闭，染上汉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痼疾无可救药等等；命运悲剧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陈家洛被红花会前总舵主于万亭选为少总舵主，原因不在于他的才干高人一等，而在于他的身份与众不同——他是乾隆皇帝的同胞兄弟，这一身份显然更有利于红花会的“反满复汉”大业。也就是说，陈家洛只不过是红花会前总舵主于万亭预先布置好的一粒棋子，虽然至关重要，但却身不由己，这就是一种不由人控制的命运力量，这力量最终差一点将陈家洛撕得粉碎。事业的失败，感情的失意，使得陈家洛最终淡出江湖，销声匿迹。“浩浩然，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12]陈家洛在香香公主墓前写的这一首铭文，岂不就是他自己的写照？

第二、“隐者”。主人公的出生地或最初生长地就在人迹罕至之处，人物远离尘世过着一种接近“隐者”的生活。

这一类人是由于某种原因不得不入世，经历波折起伏，最终又回到起点回到原先那种生活的人。如《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华山修炼了十年，理想破灭后干脆到海外荒岛去寻找理想中的乐园；《连城诀》中的狄云又回到了雪谷之中；《侠客行》中的石破天在熊耳山中长大，又在摩天崖中度过少年时光，历经江湖风波后显然不会在江湖上再有所作为；《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在大海汪洋之中的北极岛屿中出生成长，又在人迹罕至的无名山谷中独自生活到青年时期，最终辞去明教教主的职务，携赵敏唯有归隐一途。

《碧血剑》里的主人公袁承志是明朝名将袁崇焕之后，名为承志即继承先父遗志，抗击外敌，重振大明。家庭变故（父亲被崇祯皇帝杀害）使他从小颠沛流离，后为他父亲的老部下找到，使他能上华山寻高人学艺，过了十年深山老林的生活。但是袁承志艺满下山，在经历种种曲折后，他发现，崇祯皇帝刚愎可恶，满腹苦闷又是两鬓早衰，殊无为人君之乐。而自己义无反顾支持的李自成，登上龙位后，便不思进取，又加害功臣，致使龙椅还未坐暖，便为清军所败。赶出北京后，更是兵败如山倒，一发不可收拾。面对此情此景，袁承志心灰意懒，空负安邦之志，遂吟去国之调，远走海外，到荒岛上去创建自己的“桃花源”。

袁承志与陈家洛皆怀变革社会、治国安邦之志，然而天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两人虽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但怎奈“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凉。“既然他们没有选择与敌人玉石俱焚，那便只能是空怀壮志、归隐山林了。”[13]

《倚天屠龙记》主人公张无忌生平的一大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出生与成长环境的独异。这一环境使他在性格上有明显的与众不同之处。一是冰火岛孤悬海外，与世隔绝，年幼的张无忌虽非孤陋寡闻，但毕竟是耳听者多，眼见者少。二是在这个岛上，除了张无忌之外，就只有他的父亲，母亲和义父三人，从小独得三位长辈的厚爱，深受不含杂质的爱心滋润，培养了他无比淳厚的天性。因此，相对于世俗社会中人，他是天真的“自然人”，相对于江湖现实中人，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海中人”。张无忌性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过分的诚实和单纯，不会说谎，也缺乏辨别谎言与欺诈的能力，于是他的一生中总是免不了不断地上当受骗。张无忌一家回归大陆途中碰到第一批大陆江湖人时，他听到母亲说：“那胡作非为的谢逊死了！”而他父亲居然也随口附和，便忍不住心中难过。大喊大叫“义父不是恶贼，义父没有死，他没有死。”[14]（P281）由此惹出大祸，不仅间接导致了他父母亲的惨死，也使他的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从而受尽磨难。尽管他母亲临死前谆谆告诫他“要提防女人骗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14]（P377）但这一血的教训未能改变张无忌的天性，没能使他变得精明起来。在他此后的人生中，这类的事情仍然不断发生，中了许多圈套。所以，在小说的最后，老谋深算的朱元璋设下一箭双雕的巧计，使得张无忌心灰意懒，从此退出江湖，实在是“顺理成章”。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所进入的，是一个谎言世界。而他所经历的人生，也是一段不断被狡诈与谎言所欺骗的人生。他最终能选择的归宿，也只有是回归到自己过去的生活环境中去，过着那种归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