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对话凤凰网《年代访》文字实录

我没有真理似的坚定 写梁庄不是为民请命

凤凰网文化：因为我是学社会学的，所以我对社会调研很多细节非常清楚，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因为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在您的调查当中，您的那些老乡们，是不是有过把您当作北京来的救星？

梁鸿：有。

凤凰网文化：而且当他们知道了好像您不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实际的帮助之后，可能会对您的这种询问、这种采访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甚至说一种不太热情、不怎么理睬的这样的。

梁鸿：我觉得这时候我父亲发生了很好的作用，起了很好的作用，如果我自己可能我真的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就我所到所过之处，因为写这个《出梁庄记》我是直接打电脑的，我们在一块聊天我是边听边打的，我练就了一手非常快的打字速度，因为整理东西，我整理伤了，那个《中国在梁庄》把我整理得头晕脑胀的，所以我都是自己同时工作的，那么我就直接告诉他们我要写一本书，当然至于写成什么样他们也是不太清楚的，完了他们就非常终于有人来写农民的事了还是我妹子，他会带着我到处这是我妹子，在北京教书非常拽，我觉得这时候他其实没有多大功利的，因为他知道我大学教书，你不是个官员。如果我是个官员去了那一定是不一样，但是因为我是一个老师，我的身份是一个教师，所以他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希求得到这种救助、帮助的愿望略小了一点。那么在大部分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热情，这点一定非常非常热情，他们带我到处找老乡，比如说我到西安我到二堂哥那去几乎没有好几天没有上工，就陪着我，我的二嫂就没有上工，我的二嫂就每天陪着我去拉着我到那个她们拉车的那地方来回转，找人聊天，看他们怎么工作，然后下午回来我们就找一群老乡，他们到处打电话找老乡，说你过来你过来，你那故事特别好，你看这个什么，后来就自动聚集了一批老乡在那儿，知道我在那儿，说然后在那儿聊天干嘛。然后另外一个卖菜的叫虎子哥，菜也不卖了，不到上午十点多他就不卖菜了，然后就也跑到我二哥这个地方跟我聊天，然后请我到他们那个地方去。我到青岛我那个光亮叔就没有上班，一直跟着我四五天。包括到深圳之后都是非常非常热情的。

当然事后也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来找我打电话什么，很多问题确实也没办法解决，但是我觉得他们并没有怪我，因为他们知道我能力有限，并没有真的去责怪我，可能是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的时候也没有说多么的对我失望，多么的冷漠。包括我到北京我的那个三堂哥可能不太愿意见我，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我们，而是因为他确实孤独，他自闭，他有点封闭，这个空间领域他无所适从，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所以他不想见人。所以这个时候就回到最前面的话，理解就发生了所用，如果我不理解他，我会非常责怪他，说你看我们是非常近的关系，我们是不出五服的那个亲属关系，那么我会特别责怪他，我都跑到你家门口找你了你还不见我，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怪他，当时我一看到他的时候我马上就明白了他，他因为常年出去打工，原来在新疆打工，经常不见那个什么，经常就夫妻俩在一块生活，然后到北京也是，实际上他特别孤独，称不上自闭，但他有一点孤僻，他不知道怎么跟我打交道，不知道怎么跟我说什么，所以他干脆避而不见。所以我觉得我特别理解他的内在的那样一种情感的发生，这是我采访这么多唯一一个对我不热情的这样一个老乡，但是我觉得我真的是不能怪他，你看到他内心的那种困顿，难以拔出，我想他内心有一堵围墙，他时时都把自己藏起来，你别来找我，但是我春节回到梁庄我觉得他非常自然的，虽然还是不太说话，但是他该笑笑，该喝酒就喝酒，该说话就说话，他一下就活过来了，在某种意义上活过来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对他的理解反而有助我对他生命的复杂性做出更深的这种考察，我觉得对我来说虽然可能会袒护他，但真的是更深地进入他的生命内部。

凤凰网文化：而且您还特别强调您反而担心您的作品成为一种谏言？

梁鸿：对，这是我最近这段时间特别大的体会，我觉得我有种漩涡在裹着我往前走，我是对这种漩涡特别警惕的，我觉得我还是要保持我的独立性，我还要保持我的这种学术的或者说某种自我的东西。我在郑州做一个讲座，然后有一个老人家就说你看你罗罗嗦嗦的，他不是这个词，你说那么多，一句话就是制度不好，然后你干嘛不去那个什么什么的，他说了很多很多，我也耐心地听他说完，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人家，我说我们的制度当然是有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事实，但是如果你读完《出梁庄记》之后你只恨这个制度，我觉得我是完全失败了，我觉得我会恨我自己，那么如果你读完《出梁庄记》你是五味杂陈，你觉得有很多东西纠结在那个地方，这个作者是否把它梳理开来，找到这个内部的逻辑，找到内部的复杂性，你读完之后原来是这样，原来不是那样，你会觉得反复的在思考，反复的在琢磨，你对这个社会的内在的这种逻辑你忽然发生了兴趣，你忽然产生了疑问，觉得如此的多面，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我觉得它的目的达到了。我希望它是一个文本，它不是一个请命，它是一种探索、一种呈现、一种挖掘，它一定不是一个为民请命的那样一种直接的那种控诉的东西，如果这样那我真的觉得可能还不如不写呢。

凤凰网文化：但大众容易对知识分子产生这么一种期待。

梁鸿：他有这种需求，他需要把你归类，我对这种东西我还是抱着一种本能的这种警惕的，我觉得我还是要基于我的眼睛，基于我的这种思考来写出我所想表达的东西，我不想给他某种这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希望那样子来做，因为我自己都没搞清楚，我自己都在不断地去犹疑，不断地在挖掘在找，我还在路上，我怎么可能告诉一个确定无疑的东西呢？我觉得如果这样我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前天那个《南方人物周刊》颁2013年青年领袖，然后他对我的访谈就是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的气质具有领袖气质，我就说那当然我肯定不是一个青年领袖，因为我觉得我会很犹疑很怀疑很多东西，我特别害怕那种坚定无疑的声音，我特别害怕那种确定无疑的真理似的发声，我会偷偷地怀疑，所以我自己我是不敢那样的，有些人有那样坚定性，我觉得我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