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逝世二十年：“劳我以生 息我以死”的文学圣徒

受时代裹挟 成也“文革” 败也“文革”

在这段类似路遥小传的文字中，我们或许看不出路遥个人的综合条件与整个时代是个啥关系。但在这简短的人生履历中，却出现了影响路遥人生走向的几个拐点。朋友都说，路遥成也“文革”，败也“文革”。他由一介草民在一夜之间成为县革委会的副主任，随即又被革职，由浪头峰尖跌入谷低，使一个时代的悲剧演化成个人的悲剧。当命运将路遥通向仕途的大门关闭了之后，“文革”的副产品--知青运动又为他开启了一扇窗。在上一个世纪的百年纪中，陕北这块闭塞的土地曾有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大冲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较之红军长征到陕北，就文化的输入来讲，更为丰富，也更为多元。在那个灰色、贫穷、专制的年代，无论是城市来的知青，还是像路遥这种回乡青年，他们在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人生体验中，凭着会背诵一段《理想之歌》，会唱一首《红梅花儿开》，就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自己的知音和同道，就能在这块寒凝的土地上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延川，这个地处黄河沿岸的穷乡僻壤，却能在上一个世纪70年代初全国的文学园地百花凋零的时代背景下，在知青运动所携带来的京都文化与乡土习俗的冲撞与融合中，创办了一个名叫《山花》的文学刊物。这个刊物，像一束迸发着理想光焰的火炬，为路遥又照亮了一个新的人生座标。不甘平庸的路遥从此开始，在文学园地里胼手胝足、耕耘不辍，用一砖一瓦来精心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学大厦。

天生带有搞政治的天赋

或许有人会问：与那个时代有关系的人不在少数，为啥路遥能在政治上失意之后，还能在文学上弄出这么大的响动，这就要谈到路遥自身的综合条件。朱光潜先生有一篇谈论人的资禀与修养的文章。朱先生所讲的资禀，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资与禀赋；修养讲的是人后天的一种修为和修炼。路遥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搞政治的特优资禀，只不过这种资禀在现实中未能得到充分的展示，便退而求其次，干起了与他本人“性之所近”的另一件事情，这就是文学创作。路遥弟兄5人，都与我有过交往。我惊异王家弟兄几个虽然读书不多，但天赋异秉。他们不知从哪里继承了一种良好的艺术感觉和语言天赋。路遥的四弟王天乐，不换韵脚，一口气能即兴编出几十句秧歌词。路遥本人的悟性和艺术天分也很高。他十分喜欢陕北说书艺人张俊功。他说张俊功的叙事语言是大师级的。简洁、明快，有许多语言“留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当然，路遥小说叙事风格的形成，除了陕北原生态的语言为他的作品增色不少之外，他还有来自其它方面的语言资源。在我看来，前辈作家柳青，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对他的影响很大。路遥所写的《人生》，很明显是受了艾氏《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的影响。

拼命创作是为彻底摆脱苦难和贫穷带来的屈辱

路遥除了天资和禀赋与文学这个行当相近之外，另外还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苦难的童年。心理学家对人性格的形成有多方面的表述，但在一点上大致相近，这就是：一个人12岁之前的生活经历会影响人的一生，包括饮食习惯。好像是契诃夫也说过：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心理训练是有一个苦难的童年。路遥出身贫寒，从小就体会到人生的衣食之难，见过人世间的眉高眼低。他的胞妹因贫穷而夭折，养母在三年困难时期，因家中米粮难济，经常断炊，而又为了不给路遥丢脸，便鸡不叫起身，赶到与延川相邻的延长县沿村乞讨，将讨要来的干粮接济给路遥。贫穷所带来的另一个可怕后果是人的尊严的丧失。路遥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处在贫穷屈辱与自尊心之间的矛盾纠葛中。他后来之所以拼上老命在文学上发愤努力，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动力是：要通过自己的奋斗，彻底摆脱苦难和贫穷给他带来的屈辱。我们知道，作家的创作，无疑与各自的出身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尤其是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会给人的一生打下深深的烙印。路遥作为一个在创作上有所追求的作家，在最早的童年时代，留在他记忆深处的那些苦难的生活场景，曾拨动过他心弦的那个旋律，总是不经意地、反复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像悲苦的陕北民歌，在哀怨中散发着一种淡淡的忧伤。我要讲的另外一点是，路遥的身上有一种高贵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的形成，是在与贫穷屈辱的抗争中，以不妥协来捍卫和保持高傲的、特立独行的人格尊严而获得的，这与人的出身、地位和金钱没有关系。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经常能看到这么一种人：他们身处底层，衣衫寒俭，但举手投足却不失贵介之气。这种精神气质所展示出的风度，是高级神经活动在行为上的一种表现，即人对世界上各种事物的反映方式。路遥虽然出身草根，但心比天高。理想的卓越、心气的高傲和精神的雄建，是构成路遥精神世界的三大支撑。尤其令人感佩的是：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负重的耐力和殉道品格，所展现出的“不成功，毋宁死”的倔犟精神，在当下似乎成了一种稀有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