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逝世二十年：“劳我以生 息我以死”的文学圣徒

他用显得笨拙的生命给作家这个职业增添了份量

我写过两篇悼念路遥的文章，其中有一篇的题目叫《南院十八号》。我所说的南院，其实是甘泉县招待所。那里过去有一排座北朝南的两层窑洞，一层是石窑，一层是薄壳。从1979年到1981年的近三年间，路遥断断续续在南院两个窑洞组成的套窑里写他的成名作——《人生》。据我所知，《人生》的第一稿写废，第二稿写成后觉得还不满意，一直到1981年初夏，路遥在创作思想和艺术的考虑上，经过长达三年、类似分娩难产的痛苦折磨后，终于得到了“神的亲昵”和灵感的眷顾，让他的创作穿越了障碍，进入了对思想和艺术准确把握的实际表现。正像普希金所说的那样：“灵感是一种敏捷地感受印象的情绪”。路遥将这种情绪完整地保留了28天，终于为一部个人的立身之作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为人类的精神宝库里又添置了一份不动产。

路遥去世的那年冬天，我在甘泉采访，恰巧被安排在路遥写过《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这间套窑里。夜间，窑里生起了炉火，火光映照着四壁。我坐在路遥当年创作时坐过的那把椅子上，静静地吸着烟，感受着窑内散发出的一种淡淡忧伤和与我当时的心境相吻合的沉郁气氛。我突然想起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散文家华盛顿·欧文在游览西敏大寺内的“诗人祠”时所发的一段内心独白：但愿世人都珍重作家的声名，因为作家的声名并非用暴力和流血的手段获取而得，它是以不断施予快乐和善行所换来的。但愿后世能永远纪念他的恩赐，因为他所遗留下来的，并非空洞的名字和虚夸的行为，而是智慧的宝库，思想的结晶和珠玑的文字。

路遥去世之后，在我所见到的各类纪念文章、挽词和唁电中，对他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多有褒奖。他所创作的每一部作品中所散发出的人性的温暖，所表现出的朴实的、具有诗性意味的道德力量，所开掘出的罪恶掩盖下的善良和所表现出的对苦难的包容与超越的博大胸怀，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但在文学圈内，也有不同的声音。李建军博士在《文学写作诸问题》一文中，曾表述过这样一个情节：一个“新”字号的“小说家”在文章里攻击完托尔斯泰“矫情”之后，气宇轩昂地宣布：路遥的小说，读一页给50元钱他也不干！李博士感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新”字号“小说家”大概除了金钱之外，什么都不认识。当然，对一个人的作品，各有各的美学评判，各有各的喜好，未必过于较真。在这里，我讲两个人对路遥去世后的反应，从中或可看出某些端倪。路遥去世的那年冬天，我的朋友在京城遇见了一位当时风头正劲的“京派”小说家，说起路遥去世，他冷冰冰地撂了一句：“怪谁？”当时，朋友对他的这种反应十分反感，甚至有些愤怒。事后，他对我谈及此事，我说，这是一句没有恶意、而且对路遥的英年早逝有几分惋惜的好话。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悠着点。为文学搭上性命划不来。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达，是他不了解路遥。正像住在豪宅里用惯了天然气的贵妇人永远不会体会拾煤渣的老婆子所经受的辛酸一样。另一位是我心仪的诗人、散文家周涛。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路遥去世的消息，看着看着，突然号啕大哭了起来。哭毕，他自问：我为什么会如此动情地来哭路遥呢？我们是相交已久的朋友吗？不是。他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我对他有一种崇拜和敬仰之情吗？好像也不是。周涛不无遗憾地认为：“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构筑这样一部艺术准备尚不充足的长卷，是笨了些。”但路遥的死却引起了他深切的悲痛。“当这个平凡的世界失去了这个平凡的人时，突然显示了他真实的意义。”“不管他的作品是否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汰选和剥蚀，不管他倾生命之血而完成的这部长卷是否具有艺术的价值，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从此，人世间不会有这么一个名为路遥的写出的哪怕粗糙的文字了。”周涛的这种表达是真诚的。吃文学这碗饭，才华很重要。人们可以对他是否具有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精典作品的才华有所质疑，但必须尊重他对文学事业所具有的这种献身精神。“一个西北的黄壤中出生的人，用他显得笨拙的生命给这个职业增加了份量。”路遥的去世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其真实意义恐怕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