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优质剩女吕碧城主笔《大公报》 实现女性自立
1906年6月13日,“北洋女子公学”改名“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年仅23岁的吕碧城任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成为中国近代女性任此高级职务的第一人。近代密宗高僧持松在《觉有情》半月刊上曾撰文《伤吕碧城居士之逝》以悼: 吕碧城居士,余耳其名者久矣。
20世纪初,袁世凯先后派人赴日考察工业实业和教育。1905年,在直隶学务处督办卢木斋行前,袁世凯对他说:“君此次东行,宜深入研究彼邦学校之所以兴盛,与吾国教育之何以不振的缘故。”卢答:“此不必出国门而可知者。我国千百年来皆以科举取士,不外制艺、诗赋、小楷之类学问。是想,以全国才智之士钻研此等无用之学,穷困老死而不悔,颠沛流离而不悟。上至台阁卿相,下至一命之士,咸出于此,美其名曰正途。得者举国欣羡以为荣,否则穷愁白首,不齿于士夫。国家若不更张学制,虽日言兴学,犹背道而驰,南辕北辙也。”此番言论深合袁世凯之心,他于是和张之洞领衔上奏《请废科举折》,称“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请求朝廷废除科举。1905年9月2日,清廷颁布诏令,宣布废除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
而早在此之前的1902年,在直隶总督任上广办新政的袁世凯便已授命其幕僚傅增湘负责在天津兴办女子学堂,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上说:“致治必赖于人才,人才必出于学校,古今中外莫不皆然。”
吕碧城初到天津矢志求学,不想误打误撞进了《大公报》,但她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求学之志,于是谋之于英敛之,英敛之又商之于友人傅增湘、严修近代著名教育家、学者,曾任直隶学务处总办。1902年,在天津创办著名的严氏女塾,后改为严氏女学,成为一所正规的民办女子小学。并在私宅创办了“保姆讲习所”(幼儿师范)及严氏蒙养园(幼儿园),这是我国幼儿教育的初始。1904年,创办敬业中学堂,此为南开大学的前身。等人。而随着吕碧城文名日盛,傅增湘忽然有了另外一个设想:何不让她参与此前就已经开始筹办的女子学堂?严修于是向袁世凯举荐,由吕碧城来协助傅增湘筹办女学,袁慨然允诺。
不久,吕碧城的大姐吕惠如、二姐吕美荪先后来到天津,一起加入了女子学校的筹办。
吕碧城在《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中谈及女子学校的创办说:“溯创设之始,艰苦缔造。将近一载,始克成立。”傅增湘在其《藏园居士六十自述》中则记述道:“项城以女学事,驰书数四,敦迫北返。先旅津遇旌德吕碧城女士,喜其才赡学博,高轶时辈,因约英敛之、卢木斋、姚石泉等,倡设女学。先室凌夫人力赞之,偕碧城上谒杨文敬、唐少川诸公,醵金筑舍,定名为女子公学。令碧城主教席,而推余夫妇总其成。乙巳春,部署略定,而项城以为欲大兴女学,非广储师资不为功,更以筹立女子师范学校见属。”英敛之在1904年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晚间润沅(傅增湘)来,言袁督允拨款千元为学堂开办费,唐道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袁督即袁世凯,唐道即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这两位实权派人物的支持为女子学校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来源。
在完成筹资、选址、建校、延师、招生等一系列事宜后,1904年11月7日,北洋女子公学正式开学,这是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女子学校,吕碧城任教习,同时兼管全校事务。
1906年6月13日,“北洋女子公学”改名“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年仅23岁的吕碧城任监督(相当于今天的“校长”),成为中国近代女性任此高级职务的第一人。
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针对中国女性数千年来身体被摧残、心灵被桎梏、智识不开明的状况,吕碧城在学校的教育和管理上,提出了让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发展的方针。“德”在首,是因为无道德,徒具知识,只能“济其恶,败其德”;但同时又必须重智识教育,因为智识不开,则事理不明,道德也就无从谈起;重视“体育”,是为了让学生在拥有健康人格的同时,也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对于“德”的认识,吕碧城也别具一格:“世每别之曰女德,推其意义,盖视女子为男子之附庸物,其教育之道,只求男子之便利为目的,而不知一世之中,夫夫妇妇自应各尽其道,无所谓男德女德也。”
虽然北洋女子师范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只有十余人,但其在女子教育方面的实践和开拓方面却功不可没,而且随着女子教育的逐渐兴起,从这里陆续走出了周道如曾任袁世凯的家庭女教师,后成为冯国璋的妻子。、刘清扬早期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最初三位创始人之一的张申府的妻子,后离婚。、邓颖超、许广平等著名女性,李霁野、曹禺等人后来都曾在该校任教。
其间还有一件轶事。因为当时创建新学遇到重重阻力,袁世凯为儆效尤,特意拿反对新学的塘沽盐课司使严朗轩开刀,撤其职,命他协助外甥女吕碧城开办女子学堂。严朗轩只好“忍气权从”,不过这口气终究不好忍,所以没过多久,他便辞职回了塘沽。后来吕碧城曾撰文记述此事,并不无调侃地说:“然予之激成自主以迄今日者,皆为舅氏一骂之功也。”
就在吕碧城的事业风帆越吹越满的时候,她的个人情感却遭遇了挫折。其一,是与对她有知遇之恩的英敛之失和;其二,是与二姐吕美荪渐生嫌隙,最终至于姐妹参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不久,北洋女子公学一度停办,后改名为天津女子师范学校。1912年,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因为赏识吕碧城的才华和胆识,特聘她为总统府秘书。雄心勃勃的吕碧城欲一展抱负,但其真实率性的个性并不适合官场的黑暗和权谋争斗。1912年,她奉母往沪,之后她时常来往于京沪之间。1915年,袁世凯谋求称帝,曾为共和之实现欢呼雀跃的吕碧城见状毅然辞官,离开北京,定居上海。
多少心事付云烟
吕碧城不但才华出众,特立独行,便是在穿衣打扮上,亦是敢于领时代之先,处处风标高致。她喜穿洋装,而且最爱绣有大幅孔雀的衣衫。女作家苏雪林在《女词人吕碧城与我》一文中记述说,虽然因缘交错,使得自己和吕碧城从未谋面,但一直对其心怀仰慕,曾“从某杂志剪下她一幅玉照,着黑色薄纱的舞衫,胸前及腰以下绣孔雀翎,头上插翠羽数支,美艳有如仙子”。此照片苏雪林供奉多年,直至抗战爆发,避难入蜀才遗失。吕碧城在伦敦百鸟之王的羽衣,彰显的是吕碧城的美丽、华贵和内心的骄傲,但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吕碧城的优秀也使得一般凡夫俗子难以入她眼目。樊增祥曾为她的《碧城集》题诗云:“君看孔雀多文采,赢得东南独自飞。”
英敛之与吕碧城相识后,因为欣赏其才华胆识,一度生出倾慕之心。英敛之的妻子淑仲以女性的直觉感到丈夫的热心有些过了头,暗自伤心悲痛,几欲离家避走。最后,英敛之“发乎情,止乎礼”,以君子之风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在事业上给予吕碧城以指引支持,不但对她力加拔擢,还将她引荐给当时的众多社会名流。1905年,英敛之收集吕碧城与其两位姐姐的诗作,编印成《吕氏三姊妹集》,并亲自为之作序,称三姊妹为“硕果晨星”式的人物,更赞誉吕碧城为“祥麟威凤”,其抱负志向连许多男子尚不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敛之和吕碧城之间的关系却慢慢地出现了不和谐的音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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