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优质剩女吕碧城主笔《大公报》 实现女性自立

首先，虽然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自强、主张开启民智等方面，两人一拍即合，但在具体做法上，却又有着区别。英敛之本身是满族正红旗，妻子淑仲则是皇族，所以英敛之虽然主张变法维新，但是不赞成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他希望通过温和、渐进的改良方式，实行君主立宪，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而吕碧城对清政府毫无好感，相反，却对激进的革命党人抱有深厚的理解和同情。1912年，溥仪退位，帝制瓦解，吕碧城欢喜于民国之建立，曾赋诗云：“莫问他乡与故乡，逢春佳兴总悠扬。金瓯永奠开新府，沧海横飞破大荒。雨足万花争蓓蕾，烟消一鹗自回翔。新诗满载东溟去，指点云帆当在望。”

其次，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两人也有很大的不同。英敛之受康、梁影响很深，与梁启超来往密切。戊戌变法失败后，英敛之也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他先后携妻儿避难于香港、越南，最后才落足天津。他在1899年8月发表于澳门《知新报》上的《党祸余言》中说，自己对变法失败“深感郁结，心不能已”，也因为如此，他对在戊戌政变中向荣禄告密的袁世凯可以说是深恶痛绝。1905年，《大公报》宣传抵制美货，激怒袁世凯，袁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而英敛之亦利用手中的笔奋起反击，连发数文，反使报纸销量骤增。袁世凯转而采用拉拢的办法，均遭到英敛之拒绝。而吕碧城和袁世凯素无过节，相反，对于袁世凯的襄助女学之举，她颇有好感，对于袁的胆识才干，她也甚为欣赏，也因此与袁越走越近，直至出任袁的总统府秘书。

在个人层面上，吕碧城个性很强，遇事极有主见，随着交往日多，在各种事情上，难免与英敛之言语失和，甚至发生矛盾争执。由于英敛之对吕碧城恩情太深，所以这时吕碧城即使没有忘恩之心，在别人看来，也难免有负义之嫌。英敛之对她的态度也由最初的欣赏渐渐地变为不耐和反感，在日记中甚至斥之为“不通”、“虚骄刻薄，态极可鄙”。随后发生的另一件事，终于将两人本已不睦的关系推向了破裂。

吕碧城性喜奢华，打扮新潮，这些都为英敛之所不喜，并曾因此批评过她，吕碧城对此不以为意，依旧我行我素。1908年，《大公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师表有亏》的短文，批评几位教习打扮妖艳，不东不西，不中不外，招摇过市，有损于师德。当时的女教习并不多，打扮妖艳者更屈指可数，又兼英敛之之前曾经对自己的装扮有过微词，吕碧城读后觉得这是在刻意讥刺自己，于是在《津报》上发表文章，针锋相对地进行反击。英敛之在日记中记道：“碧城因《大公报》白话，登有劝女教习不当妖艳招摇一段，疑为讥彼。旋于《津报》登有驳文，强词夺理，极为可笑。数日后，彼来信，洋洋千言分辩，予乃答书，亦千余言。此后遂永不来馆。”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对于政局感到疏懒的英敛之退居北京香山静宜园，致力于慈善教育事业，先后创办香山慈幼院和辅仁社。1926年，英敛之病逝，次年，辅仁社改为辅仁大学。

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其间，尽管英、吕二人恢复了往来，互通书信，吕碧城还一度前往香山探望英敛之，但相比于当日津门初见时的言笑晏晏、相谈甚欢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在天津时，在英敛之的介绍下，吕碧城结识了前辈严复，并拜在其门下，听授名学(逻辑学)。严复在《与甥女何纫兰书》中谈道：“吾来津半月，与碧城见过五六面，谈论多次，见得此女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诼，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于眼里之故……据我看来，甚是柔婉服善，谈话间，除自己剖析之外，亦不肯言人短处。”对于当时吕碧城在新旧两种文化圈中所遭遇的一些尴尬困境，严复亦怀同情之心：“初出山，阅历甚浅，时露头角，以此为时论所推，然礼法之士嫉之如仇……即于女界，每初为好友，后为仇敌，此缘其得名大盛，占人面子之故。往往起先议论，听着大以为然，后来反目，则云碧城常作如此不经议论，以诟病之。其处世之苦如此。”

作为长辈和过来人，严复曾劝说吕碧城“不必用功，早觅佳对”，吕碧城不但不以为然，还有“不嫁以终其身之意”，令严复怃然感叹，并说吕碧城“此人年纪虽少，见解却高”。严复在《与甥女何纫兰书》中曰：“吾一日与论自由结婚之事，渠云：至今日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与，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诿过，其悔恨烦恼，比之父兄主婚尤甚，并且无人为之怜悯。此时除自杀之外，几无路走。”吕碧城行事一向以果敢且不遵礼法而著称，对于自由婚姻却是如此看法，让人有始料未及之感，这也恰恰说明吕碧城看待任何事物都是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是非常理性的。

也恰恰是这种清冷的理性，使吕碧城一直对感情抱着一种审慎的、若即若离的态度。虽然因为美丽聪慧，才华出众，少得大名，而又性情豪爽，喜交际，她身边一直不乏怜香惜玉的护花之人，但却鲜有人能够惹起她的情思，让她愿意交付身心，这其中就包括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

袁克文，号寒云，与张伯驹、张学良、溥侗并称“民国四公子”。他幼年即拜名士严修、方地山为师，不喜政治，却颇有名士风范。长诗文，工书法，擅昆曲，爱好藏书和古玩，精于鉴赏。其妻乃天津候补道刘尚文的女儿刘梅真，温柔娴淑，工书法、诗词，也是一位才女，与袁克文结缔之初，夫唱妇随，琴瑟和谐，一度非常恩爱。

袁克文虽为袁世凯的儿子，却反对父亲称帝，曾作诗“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因此被父亲软禁；他屡遭兄长袁克定的陷害，深怀煮豆燃萁之悲，常自比为三国时的曹子建。袁世凯称帝后，他特意刻“上第二子”印，以表无意争夺太子位，希望消除兄长猜忌；避居上海时，他拜青帮老大张善亭为师，列“大”字辈，后来声震上海滩的杜月笙只是“悟”字辈，比他还低两辈。袁克文一生风流倜傥，爱美惜才，结识了无数风尘女子，去世时众多青楼女子亲到灵前为他戴孝哭丧，亦堪称一大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