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重返世界主流的历史契机。
恢复高考第二年，邓小平访问了新加坡。访问期间，他问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中国要改革，要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李光耀给他的回答是：“教育”。
保送制度录取多样化的尝试
（一个月后，当北大招生组带着书面“预录取通知书”来到学校，校长依然不同意盖章）
1977年的科教工作座谈会恢复了“文革”之前行之有效的高考制度，同时又恢复了“文革”前就已存在的矛盾，而且随着初中等教育的迅猛发展，矛盾愈发突出，而最突出的一个矛盾就是，高考逐渐成为千军万马争渡的独木桥。1981年《中国青年》第二十期上的一篇报道《羊肠小道上的竞争叫人透不过起来——来自中学生的呼吁》引起了社会和教育部官员的高度关注。
与此同时，由于1977年决定恢复高考的决策时间短，高考制度不可能很完善。
1982年，改革高考制度成为社会广泛讨论的话题。
当年召开的第一届高考科研讨论会上，提出了一个“发动与组织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相结合，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科研成果经过鉴定，先行试点；成功之后，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的改革思路。
自此，中国的高考制度又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进行改革尝试，改革的方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考试形式标准化和录取政策多样化。
北大经济管理学院85级学生陆昊成了录取政策多样化的第一批受益者。
陆昊当时就读于西安第八十五中学，是“文革”后西安第一批高中生党员、共青团西安市委唯一的中学生委员。
1985年10月，刚刚进入北大一个多月的陆昊给朋友写信说：“我们班总共40名学生，素质都很高。其中，16个同学的高考分数超过了陕西省的高考状元，不少同学是当地的状元，在中学时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有18人。”
从北大毕业后，陆昊27岁成为北京市最年轻的国有企业一把手；35岁当选北京市副市长，成为“文革”以后中国最年轻的副省级干部；41岁当选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成为当时最年轻的正部级干部。
但是，问题随即产生。
随着高校招收保送生的人数的扩大，出现了中学“推良不推优”以提高上名牌大学的升学率的倾向，和申报材料作假、干部及教师子女保送比例过高的现象。
2006年，河北某市第一高中高三学生李佳想参加北大保送生考试，却遭到班主任的拒绝，原因是班主任想让李佳参加高考，争取高考状元。不过，班主任提出，李佳可以参加北大自主招生。所谓自主招生，就是参加高考，然后在原有成绩上加20分录取。如此一来，李佳更有可能成为高考状元。
李佳的父母无奈，就让李佳偷偷参加北大保送生考试，结果被北大预录为理科实验班保送生。但当李佳拿着通知书找学校盖章时，学校再次拒绝给李佳让路，校长给出的公开理由是：“我们认为家长从网上下个东西来就让学校盖章，非常不严肃。”
一个月后，当北大招生组带着书面“预录取通知书”来到学校，校长依然不同意盖章。
虽然闹剧最终因媒体的持续关注而草草收场，学校最终同意给李佳放行。但是最终让学校同意盖章的，可能另有原因——因为保送问题严重影响情绪，李佳高考前最后一次摸底中，成绩下滑15名，已经没有成为“状元”的可能。
晚李佳两届，北大的保送生达到了573名，约占当年北大录取新生总数的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