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此与西方分道扬镳。
1949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被要求联合招生，全国绝大多数高校则一如既往，实行自主招生。1950年5月26日，教育部发布了新中国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试文件——《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零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提出以大行政区为单元，试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或统一招生。1951年，教育部又提出于各高校单独招生之前举行统一招生。195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自该年度起，除个别学校经教育部批准外，别的高校一律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
北大的“立新”因此“逐渐”开始。
走自己的路与世界主流越走越远
（北大为2665名新生举行了开学典礼。李荣欣发现他身边的同学基本上全部和他一样，是来自解放军的）
然而，以苏联为师的方针并没有坚持多久。
大概从1956年起，毛泽东对专家治校会削弱党的领导的担忧日益加剧。他要彻底抛开苏联高度集权化、科层化和正规化的管理模式，开始探索自己的路。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了一个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发展中国教育的方案，实行全民全党办学，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下放教育权力，贯彻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主张办学形式的多样化，于全日制学校之外，大力发展半工半读学校和各种形式的业余学校。
1964年春节，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上，毛泽东抨击了当时的教育方法和考试制度：“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对的，但是办法不对。课程太多，压得太重，是很摧残人的”，“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
毛泽东发布“春节谈话”当年，一个叫李荣欣的河南平顶山的农家少年考上了县里的高中。他当时的梦想就是考上大学，走出农村。然而，当他苦熬三年之后，准备准备填写高考志愿之时，广播里却传出消息，大学停办了，高考取消了。
回家后，李荣欣当了半年的民办教师，就选择了那个时候多数农村青年走出农村的一条路——参军。
当他扎根四川，积极追求进步的时候，遥远的北京正在展开一场不算激烈的讨论：究竟该不该恢复大学招生？1970年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两个月后，李荣欣就感觉到了北京发生的变化。一天，连队杨指导员跑来找他，塞给他一张表格，说部队准备推荐他去北京大学去学习外语。与他一样获得推荐表格的还有他服役成都军区7656部队的老乡郭进才。
他们就此成了“文革”期间第一批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北大为2665名新生举行了开学典礼。李荣欣发现他身边的同学基本上全部和他一样，是来自解放军的。开学典礼隆重而庄严，8341部队政委兼北大党委书记杨德中主持了典礼，要求大家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争光、争气”，重点指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当天出席典礼的还有江青和姚文元等人，他们一直坐到中午12点开学典礼结束才匆忙坐车离开。据说他们还要回去继续开一个中央会议。
李荣欣算是幸运的。虽然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发布后，中国高校的招生越来越强调“阶级路线”，工农出身越来越成为高校招生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最大的受益者是干部子弟。他们因为“根正苗红”而获得优先考虑，废除高考后，他们更是可以凭借父母的权力和家庭关系，优先被推荐上大学。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权势的农家子弟，李荣欣能从上千名战友中被选中，实属不易。
当然，比他更不容易的是非工农子女。他们要么入学受限，要么被剥夺上大学的资格。随着“阶级路线”的不断贯彻深入，高校新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比重不断上升，1953年为27.9%，1958年上升为55.28%，1965年上升为71.2%。1970年部分高校试行免试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后，高校更是成了工农兵的天下。根据1971年5月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7所大学当年招收的8966名“工农兵学员”的统计，出身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别的劳动人民家庭的占99.80%，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占0.2%。
此种状况，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才宣告结束。
而此时，中国高等教育离开世界主流已经20年了。
恢复高考中国高教迎来重返主流契机
（因出身不好而被剥夺上大学权利的“狗崽子”们更是喜极而泣，因为按照邓小平最后敲定的高考政审标准，他们终于可以和工农家庭出身的人一样考大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