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初，回上海休假的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收到一封从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电报是通知他去北京开会的。
他当时还不知道，他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和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按照邓小平的要求请去参加科教工作座谈会的33人之一。邓小平对参会人的要求是：“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与‘四人帮’没有牵连”。而两个月前，温元凯因发表学术论文受到压制而向方毅写信发过牢骚，方毅对他的意见很重视，当邓小平提出要找一批“敢说话、有见解”的人参加座谈会时，就想到了他。
电报上通知的座谈会时间是8月4日至8日，时间很紧迫，他来不及回合肥找单位开买机票需要的介绍信，就找到上海市政府，最后还是上海市政府给他安排的机票。
座谈会最初两天，刚刚经历了“文革”冲击的专家们发言很谨慎，会场气氛很沉闷。直到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教授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的一番慷慨陈词才点燃了与会者的激情。査全性当场提议：“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体现以下精神：1、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2、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3、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引自中国科学院建院60周年展出的中国科学院档案中的科教座谈会原始记录，与査全性后来的回忆略有偏差。）
査全性的发言得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李昌和北京大学教授沈克琦的赞同。二人均认为，只要下大决心，当年改就来得及。
邓小平当即拍板：“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
温元凯插话：“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邓小平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座谈会结束前，邓小平让教育部紧急追回了刚刚发出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太原座谈会会议文件——《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的情况报告》。
五天后，距离1977年太原座谈会仅仅45天，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此次会议历时45天，堪称新中国建立后最长的一次招生工作会议。
完成一次观念和政策的转变，45天不算长。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录取原则是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恢复统一考试，由省级命题；招生考试在冬季进行，新生春季入学。
关于政审一段，是邓小平亲自拟定的。他的意见是：“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就可以了。”
10月21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因十年“文革”而被积压下来的几千万中学生沸腾了。
因出身不好而被剥夺上大学权利的“狗崽子”们更是喜极而泣，因为按照邓小平最后敲定的高考政审标准，他们终于可以和工农家庭出身的人一样考大学了。
北大中文系77级学生范东升是著名记者范长江的儿子，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时，他的父亲尚未平反。“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后来成为《华声月报》创始人的范东升回忆说。
和范东升一样“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最后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还有胡风的儿子张晓山以及数以千计的“地富反坏右”的子女。
被抛弃了二十几年的追求全民性价值的五四教育传统终于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