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阳终于舒了一口气。5月初，她收到了3所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最终她选择了新泽西州一所美国排名前50位的大学。
郑阳把自己参加美国“高考”的经历称作一次冒险。为了准备托福和SAT，她从高二下半学期开始就没认真回学校上课。2010年10月份、12月份拿到托福和SAT考试成绩后，又开始密集申请学校。而此时，她的绝大多数同学正在加紧备战6月份的国内高考。
“当初决定参加托福和SAT考试，主要是为了给自己今后的发展争取更好的条件。但是，如果没有考好，高中的课程又给耽搁了，参加国内高考肯定会受影响。”郑阳说，她们班不止她一个人参加了国外的高考，有人参加的是美国的SAT，有人参加的是英国的A-LEVEL。就她就读的北京海淀某重点中学而言，今年参加国外“高考”的人数比2010年估计增加了一倍。
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报名参加国内高考的应届考生约为6.4万人，比2010年减少了5.2%，而三年前高中招生人数为6.8万余人。减少的4000余人中，很多是像郑阳一样放弃国内高考而转战国外高考的人。
“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走上一条岔路，而且离国际主流越来越远。”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接收《世界博览》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考生正在用脚对中外‘高考’的优劣进行投票。”不少教育专家如此认为。
大清晚期废科举给“西式”学堂让路
（变体字）（当时的普通学子们只认同科举考试，而对不能博取功名的“西式”大学兴趣不大，即便学校提供生活津贴，仍然少人问津）
中国与西方教育的“合流”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的洋务派兴办了一批“洋务学堂”。但由于缺乏学制的支撑，洋务派举办的几所新式学堂很快就生源枯竭而夭折。
1898年光绪皇帝下诏创办的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肇始。（京师大学堂究竟何日开学，具体时间不详，但北京大学1953年之前的校庆日一直是12月17日。）由梁启超代为起草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借鉴了西方大学的学制，出任中学和西学总教习的是两个有着深厚国际背景的人（中学总教习是曾出任多国公使的许景澄，西学总教习是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但是京师大学堂同时又继承了中国太学的传统，仿照西方大学进行学生选拔更是无从谈起，因为当时的普通学子们只认同科举考试，而对不能博取功名的“西式”大学兴趣不大，即便学校提供生活津贴，仍然少人问津。据说当时有一个叫王长益的读书人，因家境贫寒，参加科举又几番落第，听说读京师大学堂每月均有生活津贴，毕业后还可以谋得一个实缺，就去京师大学堂报了名。不曾想，他的举动引来了同住一家旅馆的学子们的嘲笑，直至一天晚上，那群人喝了酒，竟在王长益的床头挂出了一幅对联：“孝悌忠信礼义廉，一二三四五六七。”上联缺“耻”，下联无“八”，暗讽王长益“无耻”和“王八”。王长益无法接受此种侮辱，当晚竟悬梁自尽了。
王长益无意中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先烈。
洋务学堂的失败和京师大学堂的尴尬促使改革派对当时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反思。他们反思的结论是：科举取士的传统占据了现代教育的空间，而现代教育体系的缺乏又不能给现代高等教育提供有力的支撑。因此，当务之急是，废科举，给现代教育腾出空间；立学制，给现代高等教育垫基。
1903年年底，张之洞上书清廷，力陈“退科举、兴学堂”之利弊。次年1月13日，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获清廷批准，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办学无章程、学校无体系的状态。
“癸卯学制”的学校体系基本是模仿日本1900年学制而来的，纵向分为三段七级：初等教育段（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段（中学堂）、高等教育段（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分科大学、通儒院），蒙学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5年、中学堂5年、高等学堂（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据此，从发蒙到大学毕业，需要24年左右。
然而，如何求得社会认同和吸引各方投资仍然是需要面对的问题。改革派的办法是，奖给各段毕业生相应的“科举”出身。如给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奖以廪生等生出身，中学堂等毕业生分别奖以贡生、岁贡等出身，可授州制、府经、主簿或教授、教谕等职。
现代学校体系与中国传统科举竟然以如此巧妙的方式实现了对接。
又过了一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联合另外5名重臣，奏请清廷立即废止科举，以给学堂让路。奏折上达第二天，亦即1905年9月2日，皇帝批准上谕发下：“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取士就此寿终正寝。
王长益八年前所受的屈辱终于得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