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我提倡文学“业余化” 而不是学院专业化

●李欧梵　

这本书则是从生活的横切面来感受文学（还包括艺术）和人生的共鸣。作者在书中序言中说到自己的一个亲身经验：有一次全家度假时，他突然梦到已过世的父母在吵架，声音很大，不料睡在隔邻的小孙子也惊醒了，还大叫“不要吵！”这不是很神奇吗？由此他引伸出一个寓言式的主题：文学和艺术就是这一声叫喊，他可以透过不同的时空，唤醒我们对人生的体验和领悟。他举的例子更多：从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布莱克（Willian Blake）的诗篇；卡夫卡的小说，到奥尼尔（Eugene O’Neil）的戏剧；以及蒙克（Edvard Munch）的名画《叫喊》，和英玛·褒曼的影片《芬尼和亚历山大》，应有尽有。这些作家和作品带给我们的身心震撼，就像“叫喊”一样，而这个“屋子”也可以比喻为我们的身体，它有感觉，有痛苦，它的滋养物就是文学和艺术，我们的身体感受其震撼，但我们的灵魂则可以超越。

这两本书的作者都可以说是“老式”的人文主义者，他们苦口婆心地把小说和人生拉在一起，认为文学涵盖了人生的大道理，我们从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中可以悟到人生的意义。学院内的理论家会觉得太保守了，只谈小说的内容，没有谈到形式和语言的巨大变迁；而学院外的有些读者———特别在香港———可能反应正相反，莫测高深，甚至会说：“我只想看看小说来消遣，哪里管得了人生的大道理？”这两种反应恰好代表了小说在当代社会的两极化命运：一方面太过技术化和专业化，一方面则将之当成商品消费，不用心思考内中的意义。两极化的结果就是小说地位的边缘化。

二

我想从学院走出来，重新探讨小说对我的意义。我的初步看法是：小说这个“屋子”，可大可小———小只能容下经典名著，大可兼容通俗和畅销小说，端看自己的阅读行为是否诚恳，自己的态度是否严肃。坊间书店都有畅销小说展示区，是专为消遣而设的，然而也有中外文学———包括古典、现代和当代———的专区，有些西文书店则把“Fiction and Literature”放在一起，一行行、一架架的书，占了很大的空间。我时而流连其中，不禁想到：是谁最先把“雅”和“俗”分开的？昔日的畅销小说（如狄更斯的作品）还不是变成今日的经典？（诚然，有些英文书店又设了“Literary Classics”的专柜，似乎是为了在校学生而设。）所以经典也可以是活的，只要它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只要今日读了仍然令我感动，觉得心灵生活顿时丰富了很多。（当然，小说也有读法，下面再谈。）

现代社会有一个趋势：只看现代人写的东西，古代太遥远了，甚至连十九和二十世纪都是古代，我们只活在当下，而当今社会的变化太大了。文学的另一个危机就是印刷文字本身也受到视觉媒体的挑战———甚或取代，所以读的书也少了，何况是小说？这个前所未有的变迁，使得一般人对文学经典感觉也逐渐淡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说了一句笑话：“经典就是我们一直要读，却还没有读的作品。”一语中的！然而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还是为此而写了一本书，名叫Why Read the Classics？（《为什么读经典？》）还举了十四条定义，“轻”中带“重”，意味深长。大意是说：文学经典绝对是经得起一读再读的，而且每次重读，都有新意；换言之，经典的意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大家可以为之争论不休，但不论赞成或反对，都离不了它。

阅读经典，不能受义务所逼而读，也不是尊敬它，而是因为爱读，所以最好是在学校以外，选择你最喜欢的经典作品。

我十分同意卡尔维诺的看法。如果你看完他这本书的话，不得不震惊，虽然他不是学者，但他的阅读面之广，真令人咋舌！我佩服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文学口味幅度之广：他书中所分析的经典名著几乎全是出自欧陆传统，从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中古诗人奥维德（Ovid），改变宇宙观的天文学家伽利略，十八世纪的启蒙哲学家狄德罗（也是昆德拉最心爱的作家），直到近代的巴尔扎克，福楼拜（Flaubert）、托尔斯泰和博尔赫斯，还有较冷门的Montale 和Que－neau；英美作家也有，诸如笛福（《鲁宾逊漂流记》）、狄更斯、康拉德、马克·吐温和海明威，但皆纳入这个欧陆传统之中，和上面提到的两位美国教授的书大相径庭。

这又使我想到昆德拉的说法，在他的《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Novel）和最近出版的 《屏幕》（The Curtain）中，他再三界定近两百年来欧洲小说的一个大传统。他认为其祖师只有两位：一是法国的拉伯雷（Rabelais），一是西班牙的塞万提斯（Cervantes），而且各有传人：十八世纪有狄德罗（Diderot）、菲尔丁（Felding）、史特恩（Sterne）和理查森（Richardson），到了十九世纪，更有福楼拜、司汤达（Stendhal）和狄更斯等人，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他们相互影响，到了二十世纪，真正继承这个伟大传统的是中欧的几位作家：卡夫卡、穆斯尔（Musil）、布洛克（Broch）、贡布里奇（Gombrowicz）和昆德拉自己。我觉得昆德拉笔下的欧洲小说传统太过系统化，也太严肃。他对小说的定义是：小说写的是“稠密的生活”（density of life）是把人的思想和生活以具体的事件和人物表现出来；小说本身有反思性，但不是作抽象式的哲学式的思考。他甚至认为：小说不是一个文类（genre），而是自成一休（Suigeneris），它本身就代表现代世俗（secular）的世界，成了这个世界的想象镜影，“在这个想象的领域中，没有独占真理，人人都有权被理解”，换言之，小说是民主的形式。

我认为昆德拉的论点依然属于精英主义，独尊欧陆传统，世界其他地区一概不顾，只提到马尔克斯。他无意之间也为小说设了一个界限，只有欧陆才是正宗，而且真正的继承者在中欧，不在西欧，而亚洲和非洲似乎完全没有想到。（不知是否因为这样，多年翻译他的《笑忘录》的中国作家韩少功到巴黎求见时，他甚至也冷漠待之。）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小说最初的地位并不高，《汉书·艺文志》对小说所下的定义是“道听途说”，可谓是旁门左道，在正统的经史子集之外，或是历史的附属品，所以有演义和野史，两者皆可算是小说。换言之，中国小说并非自成一体，文类也很笼统杂乱，文学史家一向都把魏晋志怪、唐传奇、宋话本、元明戏曲和明清章回小说列入小说之类。严格地说，可以和西方novel对称的只有章回小说，但从西方观点看来结构松散，人物繁多，一个个走马上阵，上台下台，全无连贯。然而正因为如此，它也是开放的，任何事务和文类（包括诗词）都可以进入小说，它的多声和多元恰在于它的通俗性和混杂性。在这个通俗的“非系统”中逐渐演变出小说的艺术和语言。明代中叶以后，不少文人热衷此道，把街坊说书人的叙事口吻写进小说，成了常规，时时向“各位看官”倾诉或评论。在这一方面，它似乎和拉伯雷、塞万提斯、菲尔丁和理查森相仿。但中国章回小说并没有形成一个昆德拉式的大传统，也从来不被视为中国文化的结晶，它是一种“寄生物”和“附属品”———附属于历史，寄生于生活和儒家正统的光环之下。中国早期的小说（如志怪和传奇）充满了神仙鬼怪色彩和荒诞内容，恰为儒家的入世哲学添补了一层另类想象，也为一向以道德文章自重的士大夫生活提供了一点嬉笑和轻松。它并没有沉重的思想包袱，它虽名曰“警世”或“醒世”，却从不以“文以载道”为能事。拉伯雷和塞万提斯的小说何尝不也是如此？

中西小说传统真正不同的一点是：西方近代小说中必有一个主要人物为故事的中心，这个主人公是西方个人主义在小说中的影子，而中国则直到二十世纪五四时期才把故事的主人公的地位放在前台。五四是一个“个人自觉”的时代，新文学基本上是西潮影响下的产物，因此小说的地位也增高了，甚至负荷了为民请命的严肃使命，一路发展到苏联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党的文学。这个小说政治化的革命传统，直到“文革”以后才被打破，当代中国小说又恢复了写实主义的传统。然而古典小说中的志怪和传奇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小说似乎和现实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虽偶有魔幻色彩（从拉丁美洲小说学来的），还是以当代现实为依归，以乡土为主轴。然而城市呢？特别是近年来急骤发展的都市消费文化，却似乎成了通俗作家的畅销题材，写实主义反而不能驾驭。这一历史的趋势，反而使得中国当代小说呈现雅俗的两极化，失去了古典小说传统中“雅俗共赏”的幅度。

然而我们当今所处的情境，恰恰是一切都走向通俗化和商业化，小说的知识使命和严肃话题，对一般读者而言，已经成了不相关的身外之事。也许小说反映人生或批判社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小说依然可以丰富人生，漏补现实生活的不足、单调和“同一化”（homogeniza－tion）；在现今全球化的时代，小说更需要创意和想象力。不少西方学者和理论家认为：到了“后现代”的今日，早已没有独创性可言，小说的形式只能是拼凑、调侃和“后设”式的“自我指涉”———所谓“后设小说”，是指一边说故事，一边不断地“玩”这个故事，在边叙边评的技巧夹攻下，故事也支离破碎。我觉得这都是对拉伯雷和塞万提斯传统的背叛。小说不能没有技巧，但也不能仅以玩弄技巧为目的。为什么前面提到的两位美国教授声嘶力竭地大谈小说对人生的启发？我认为恰是因为我们今日的生活现实本身已经失去了它的“真理”和完整性，它的背后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支撑，因此文学反而成了我们安身立命的资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