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文学》杂志总编辑：我要当斗士而不是烈士

初安民在演讲中

《印刻》部分封面

杂志内页插画

记者 何 晶

实习生 祁斯韵

2003年，担任台湾《联合文学》杂志总编辑已十二年的初安民，终于下定决心办一本属于自己风格的文学杂志。原计划当年4月创刊，不巧遇上“非典”，政府警告市民少去公共场合，这意味着杂志少人买。初安民只觉“天要亡我”，却又无计可施，一直拖到8月15日杂志社成立，9月1日推出创刊号。

今年，《印刻》已经走过整整十个春秋。近日，初安民来到广州讲述这个“编辑部的故事”。这是他第一次来大陆进行公开演讲，回首走过的岁月，初安民倒觉得从前的一切都是甜的，最难的总在当下，“下一步要怎么走，我内心非常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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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安民，台湾著名诗人、出版人，历任《联合文学》总编辑、《印刻》总编辑。

《印刻文学·生活志》(简称《印刻》杂志)创刊于2003年，有“最好的华文文学杂志”之誉。

为什么作家要有绯闻

才能上封面？

在创办《印刻》之前，初安民是《联合文学》的总编辑，虽然在这本杂志工作了十五年，但他一直耿耿于怀没有百分百完成自己的文学杂志梦。“我在《联合文学》创刊后第三年才加入，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而我想做自己的文学世界”。

当机会来临，初安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从零开始。他发现从来没有哪本文学杂志会把作家做封面，就想，为何作家和其他领域的杰出人物相比就是边缘人物？为何仿佛只有作家出现绯闻和获诺贝尔文学奖才有资格上封面？他决心让作家成为封面人物，“他们需要更多关注和推崇”。

初安民自称是个老派的人，希望可以回到用毛笔蘸墨水来书写的古老传统。因此他将这本新创立的杂志命名为“INK”，也就是墨水，把时代一个字一个字地印、刻出来。

《印刻》第一期的封面人物是林怀民，此为创刊前号，而创刊号的封面则是朱天文。为了杂志销量，初安民在创刊号上跟读者玩了个游戏。“很多‘杂志控’喜欢买创刊号，那我创刊号变成创刊1号，一直做到12期，这样买到底就买了一年，第二年才正式出第一卷第一期”。谈起当年这一做法，初安民脸上露出得意的笑。

让他得意的还有导演侯孝贤不计报酬为《印刻》拍摄的宣传片，宣传片里朱天文迎着晨光写作，最后画面淡出，只出现一行字：“INK印刻文学生活志 开始”。宣传片做好后，初安民又跟电视台的老朋友打招呼，让他们帮忙见缝插针地插播宣传片，因为那时“根本没有钱投广告啊”。

刚创刊时，初安民走到哪里都带着杂志订阅单，见到老朋友就把它掏出来，“来！给我订一份！”他一个人拿到了500多张订单，并以此感染同事，“天上只会掉刀子，不会掉钱，江山都是一步步打下来的”。初安民自诩为打灯光的，希望将聚光灯打在优异的作者身上，而他自己，只是个文学工作者，“文学杂志如果能屹立不倒，需要非常大的心血”。

登过的作品至少要

让我回家想到还是睡得着觉

在台湾，文学杂志并没有体制的支持，一样要与其他的八卦娱乐杂志竞争。虽然文学杂志没有时效性压力，但事实上，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才是最大的挑战。《印刻》坚持不销毁过期杂志，初安民希望杂志的内容如同文学作品，历久弥新，永不过时。“今天看你的杂志，和一百年后看的杂志，效果可能是一致的，文学作品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的想法与心声。如何保持在杂志里脱颖而出而又不过时？这是非常艰巨的挑战和试炼。”

2003年12月号的《印刻》封面是“蒙面骑士”Marcos，在这之前，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色面罩只露出双眼的帅哥究竟是谁，也没人知道台湾女孩吴音宁是谁。吴音宁深入墨西哥萨帕塔运动阵营，为读者揭开“第一个后现代游击队领袖”马科斯的神秘面罩，他被人们称为“格瓦拉第二”，也被称为“墨西哥佐罗”。在这之前，吴音宁四处投稿但没人要，投到初安民这里，他立即拍板：“这东西好！不仅要出版，还要做封面！”

初安民说，这期杂志后来被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读到，深深被打动。2006年，戴锦华教授主持翻译全书并做长篇序言的《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不过，初安民最引以为荣的并不是自己发掘了多少文学新人，而是少犯了多少错误。“台湾也有类似郭敬明的作家，我谨慎地毙掉了，即使他对我的杂志销路会很有帮助。《印刻》上登过的作品，我至少回家想到还是睡得着觉的。当女儿有天长大后问我，爸爸你当年的文学杂志刊登了哪些作品，我会跟她说，有些作品它虽然不够伟大，但在这个时代里，相对来讲，它是有亮点的。”

为人低调的初安民笑言自己既有三千个朋友，也有三千个敌人，“因为谁的稿子我都敢退，不管你作家的名气、身份、地位”。初安民自己更偏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风，但在主编文学杂志时，他尽量将自己的个人偏好隐藏起来，“唯一能说话的是作品质量”。

台湾作家太穷了

绝不抽他们的中介费或版权费

《印刻》创刊时，初安民只想到“印刻文学志”这个名字，带有某种复古情怀，手法上追求的却是创新，“玩法不能像市面上其它文学杂志那样老套”。为了更好地拉广告，最终杂志加多了“生活”二字。“我不反对某些生活类的东西进来，在文学、生活之间创造一个暧昧而有弹性的空间，并赋予这本杂志我们自己的诠释。做纯粹文学的话，相对受众有些窄。我们加入生活的元素，过过小日子的，旅游的，饮食的，可以更丰富和多元”。

台湾的广告商对文学杂志一直退避三舍，如此说来，《印刻》的广告还算不少。“《印刻》每期共240页，三分之一是彩页，价格却只在199元新台币。如果没有广告一定亏本的。我常常在说，做文学杂志不要自怨自艾，我自己可以餐风饮露、与世无争，但作者的稿费还是要付啊，纸张费、印刷费还是要付啊，我的同事们的工资还是要付的啊。”除了广告，《印刻》杂志社还会接办政府或民间的活动，比如文学季、代办文学奖等等，以此作为支撑杂志的收入源之一。“钱是杂志的基础，我要当斗士而不是烈士，而斗士是长期作战的。”

让初安民最骄傲的是，《印刻》绝不从中抽取作家的中介费或版权费，“台湾作家太穷了，书能卖几千册就很不错，卖到上万本会变成新闻事件上报了。我宁愿骗外面的有钱人来支持我们，也永远不要欺骗作家。”

就在今年7月，为改变生存状况，台湾老牌文学杂志《文讯》发起为杂志筹款的拍卖，白先勇、余光中等台湾文人纷纷支持。对此，初安民有另外的看法。他说，“如果有一天，杂志支撑不下来，以我的个性，那‘死就死了’，但在这样的决定前，你要使尽所有的力气”。

曾有初安民的同学找他喝咖啡，临走前默默塞了个破旧的信封到他的口袋。回程时，初安民打开破信封，发现里边是两百万元新台币。这事儿同学已经做了两回，让初安民万般感慨，“他的公司完全不需要做广告，他只是认可你的杂志”。但初安民还是说：“我的做事风格是，杂志的成长历程必须是来自读者们的支持，绝不求饶，绝不博取别人同情，这是我最初也是最后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