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青春文学：“80后作家”群像

回忆早期创作，她提到前些日子一个朋友的评价：对方在看完《葵花走失在1890》后说，“你那时候真是有一颗玻璃一样的心啊。”张悦然认同这样的说法，当时写作技法虽然幼稚，但里面因对情感单纯的信念所表现出的剔透感现在找不到了。

同样写青春，张悦然获得了更多的肯定，她说原因可能是她作品中极端化的情感特征。“极端的感情往往是很容易受欢迎的，不只是在中国，也不只是青少年，这可能是人心理的一种补偿吧。”

张悦然小说中的人物情感的极端性，来自于对单一信念的坚持，构成了故事坚硬的内核。她笑称笔下这种人物是“单细胞的人”。“单一的人物朝一个方向走，这样的写作比较受欢迎，但你现在明白人不是这样的，是更复杂的，所以现在看待事情的眼光就不那么彻底、坚决了。这可能会导致小说中的人物没以前那么有魅力了。我早期有一部小说叫《竖琴，白骨精》，很多人喜欢，那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故事，是现在的我肯定写不出来的。包括早期很多灵异的、鬼魅的东西，现在好像都离我远了。”

回看二十岁出头的作品，她觉得自己和同龄人当时确实是在用极端而单纯的情感构造着自己和读者的“理想国”。“这些梦，你信了，读者也信了。现在的我，不信了，也就不造了。”

放弃了从前造梦的虚构空间，目前的张悦然将创作的目标锁定在了现实生活本身。在最新的长篇中，她花了大量时间搜集和调查关于父辈、祖辈的生活细节。“你会发现和上一代人比较是确认自己的一个方式。我相信之后还是会出来更多跟上一代人有关的作品，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参照，找到他们就找到了我们。”张爱玲说，作家对于“这件事情是真的”有一种特别的热情，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张悦然也体会到了相似的感受。

作为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张悦然本想用《葵花走失在1890》作为封笔之作，从此投入新的生活。没想到这本书销量很好，迅速获得了认可。就这样，本来想告别，却没走成。而后，她迅速被推入了出版的快车道，作品接连问世，书迷骤增，屡屡出现在全国各大城市书城的签售现场，“我当时去过好多地方，但又好像都没有去过。”人群内外，张悦然的生活被切割成了截然相反的两部分：一边是在新加坡孤身读书的冷清，另一边是国内签售人山人海的热闹。在她看来，那是自己状态最差的一段时间，甚至无法继续在新加坡的学习，回济南家中休养了一个月。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她写出了迄今为止最为书迷所喜爱的作品《水仙已乘鲤鱼去》。但这却是她本人最不喜欢的一部小说，“《水仙》是我不愿意回头去看的，因为自己当时那种抑郁、沮丧的状态都在那本书里。”

“做一个流行文化的符号，这个身份对于作家来说是很可疑的。因为流行之后，你就会变成一个被过度放大、过度阅读的人，这并不利于你找到自己真正的读者。在那样的一个标签下，他们反而容易误解你。”

“新概念”举办十五年，如今的张悦然成为了“新概念”的评委。在一篇十周年纪念的文章中，她写道：

“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所谓的‘80 后’，从发出声音到现在，也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可是这十年中我们其实并没有说出什么。如果说有没有什么新的思潮的话，也是只有潮而没有思……整个的‘80 后’文学，看起来很热闹，可其实还是处于一个没有任何沉淀的状态。”

“形容词文学”，是张悦然对自己同辈作家特点的总结。“我们动词萎缩得很厉害，所以我们的小说缺少了行动，更多的是一种特别空虚的描述。”她认为大量形容词的出现，源于“80 后”所处时代物欲的爆发。“形容词文学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很主观，第二是风格可能会变得非常繁复、华丽。其实这是我们这代大多数人的风格，当然我们现在也在抛弃和改变它。”

张悦然的作品《水仙已乘鲤鱼去》（2005）以及她创办的杂志《鲤·变老》（2012）。

B=《外滩画报》Z=张悦然

B ：“新概念”之后，青春文学的出版热潮让你们很早就接触到了商业运作？

Z ：对，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早期的时候，都还是受到了商业和出版的困扰，很多人在书商那里吃过苦。首先，那本身就是一个不完善的时代，很容易把作者的心态弄坏；另外，我们这代人从很早开始就承担起作者之外的身份。比如说我们谁脑子里对出版完全没有概念？大家对这些事情都自然而然地早就接受了。这其实挺不好的，中国现在还是缺少真正的图书经纪人，而这些工作都是由作者自己来做了。我们这代人被这个迅猛来到的商业时代迅速地培养成了。我们甚至都可以成为不错的出版人了。

B ：在同辈作家中，女作家的比例远高于男性。你认为女作家写作的局限在哪里？

Z ：别的都不是问题，在女性写作里面，特别重要和特别需要警惕的东西，就叫做自恋。这里面有两层，一个是对人物，尤其是女性角色，你应该放什么样的感情在里面，不应该把对自己的爱投射在她身上；另一层就是作为一个有自恋情结的作者，你会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小说里表达的东西，比如有时候你觉得不应该写不美的、世俗的、价值观不讨人喜欢的东西，就是写的东西要符合你的形象，这也是很可怕的。

B ：自恋的写作其实会限制读者群，比如男性和成熟的女性都是不爱看这类作品的。

Z ：是的，但其实你说的这种受众局限于小女孩的作品，写作的时候她想象的读者是异性。因为自恋，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意识在里面，就是塑造的是自己的形象。而且我觉得，自恋这个问题真的和年龄没关系。

B ：你是怎么意识到并且改变这一点的？

Z ：我觉得是后来会受自己喜欢作家的影响，比如说简·奥斯丁，她也爱女主人公，但永远是带着一种嘲讽的语气。你会觉得她们在小说中的能力其实是更好的，慢慢会被这些观念改变。同时你自身也有一个变化，就是在写作的时候慢慢意识不到女性的身份了，只是一个写作者。虽然还是会更了解女性，但是她和你的关系没有那么近了，也不会把对自己的期望投射上去。其实什么方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女作家还是太爱自己了。

B ：你的小说普遍悲剧结尾，为什么？

Z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整个的价值观，我不太相信那种上扬的结尾。

B ：跟天蝎座的思维方式有关？

Z ：可能是有关系。如果纯粹从星相学的角度讲，我之前的作品可能更像一个纯粹天蝎座的作品，现在因为上升星座（水瓶）和其他星座起到一些作用以前，就没有那么天蝎了。天蝎有很多都活不下去的，像西尔维娅·普拉斯“自杀的诗人”之类。

B ：你写的爱情故事居多，有各种奇情怪恋，你本人的情感经历丰富吗？

Z ：她们其他人有跟你说这个吗？也就还好吧……正常人嘛。（笑）

郭敬明：成名让我成为现在的我

在电影《小时代》宣传的当口，郭敬明很忙。经纪人说他飞在台北、上海、北京和法国之间，每个地方都只有落脚的时间。约访期间，因为他和团队在法国工作，一段时间里失去了联系，回国后经纪人第一时间保证了采访，并在截稿当夜如约发回了郭敬明回复的邮件采访。虽然忙，却懂得与媒体打交道的诚信和规范。

关于写作，在郭敬明这儿显得比其他作家轻松。在同龄作家苦心孤诣地寻求突破时，郭敬明不断地重复着相同的主题——玄幻加青春，并以此构建出了一个商业文学帝国。他认为小说的意义在于“阅读的乐趣”，而自己的成功正是基于“擅长讲故事”。

李其纲也在这一层面上肯定了他的贡献：“我们要站在一个高度上认可他。青春文学有的时候就是亲切、好读、流畅的，郭敬明的文笔其实很好。他没有实验性质，把语言在通讯能力上推向了一个极致，就是不制造障碍。这个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