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青春文学：“80后作家”群像

当年的“新概念”少年作家，在十年后的今天构成了当代青年作家的主流群体，然而他们集体面临着被过度消费之后的漠视与遗弃。“媒体在十年前，会说‘80 后’如何如何好，报道各种各样的代表人物，但到了现在，他们宁可去说‘70 后’，‘80 后’说出来就有一种特别弱的感觉。但是‘70 后’是正常的，因为人就应该在三十五到四十岁之间写出最好的作品。人们会觉得‘80 后’已经不行了，但其实不是‘80 后’不行了，而是人们已经没有耐心看了。”周嘉宁说。

长久以来，属于周嘉宁的标签都是“成长小说”。在豆瓣小组中，书迷们总结喜欢她的理由，大多是“她笔下描写的青春，真实细微，也会迷，也会疼，但还是不放弃真正青春的感觉”。她自己也在2008 年的长篇《天空晴朗晴朗》后记中写，“我总是往复循环地做着相同的事情。我在每个夏天都固执地等待着台风。我在小说里固执地描写那段每年都有台风光顾的少年时光……过去我曾羞愧于告诉别人我居然还在写少年成长小说，因为那些别人啊，他们都已经走得很远了”。

终于如今的周嘉宁也“已经走得很远了”。说到对成长小说的执着，她说那是自己双脚离地、没有长大的时期。从进入大学到研究生毕业，她处在一段稳定的感情生活中，不用“亲自”和人打交道，“虽然说已经成年很久了，但是确实整个人都是种未成年的状态。对世界的理解，包括处理事情的方式，都是一种青春期的方式。”而那些小说的写作，完全是出于自发的写作冲动，她说是“胡乱编、胡乱摸索”。

这几年来，周嘉宁的写作风格脱离了早期的轻盈，朝着暗、沉的方向不断深入下去。“我现在只想写一件事情，就是无聊。”她认为这与悲观或乐观无关，是生活的本相。“以前接触到的都是年轻人，这两年接触的都是一些年纪比我大的人，比如说四十岁以上的人。在他们身上会看到一种很清晰的状态，就是精神上面暗的东西越来越多，内心是空的、焦虑的。我对他们这种状态很着迷。人普遍的那种无所追求，随着时间的流逝什么都无法改变，路越走越窄，最后总是失望……这种状态，我特别想写。”

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周嘉宁喜欢英美文学中的节制、精准和冷漠感。常年把海明威的短篇置于案头。现在的她找到了自己想要的写作风格：中性，冷酷，抛除心理描写，专注于对话和动作。站在三十岁的起点，她觉得这个年纪，写作才刚刚开始，在正常的文学背景下，此时一个作家才应该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

周嘉宁的作品《流浪歌手的情人》（2003）、《往南方岁月去》（2006）以及她翻译的珍妮特·温特森的《写在身体上》（2011）。

B=《外滩画报》Z=周嘉宁

B ：作为生长于上海的作家，你怎么看这个城市？

Z ：我一直觉得上海是一个幻觉，它制造很多幻觉，整个城市跟这个国家是脱节的。莫言写的那部分中国其实是我所不了解的。所以我承认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幻觉当中，对于那个更加真实的国家，感觉离得有点远。

B ：“新概念”之后你始终确定要用写作养活自己？

Z ：对，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这一点。大学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找工作，看到人家实习什么的，我也从来没想过。其实很奇怪，我觉得我也挺穷的，可是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就觉得自己还过得挺好的，还有一种“我竟然还挺有钱”的幻觉。（笑）

B ：想要一直写到老吗？

Z ：没具体想过，但我挺想这样的。喏，还有一种，可能到了一个时间你的顶峰就过掉了。其实现在看很多年纪大的人，你会知道他的巅峰期过去了。其实这也是我挺感兴趣的，就是人过了巅峰期以后怎么面对自我，或者说你知道自己不可能得到更好的、不能够创造出更好的时候怎么办。到一个点之后你可能就写不出了，那个时候肯定会很痛苦、对自己很失望，我也不知道自己到那个时候该如何面对这些。

B ：生活上呢，会想要结婚生子吗？

Z ：其实结婚无所谓，重要的是选什么样的时间生孩子，因为孩子对你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我们可能就会排一些时间表，比如说这个长篇写完之后或是怎么样。特别恐惧孩子对自己生活的改变，而且这个改变不会带给你自身任何的好处。

B ：担心孩子会拖累自己的写作？

Z ：写小说特别考验耐力，你每天都要有付出，要保证自己独处的时间。有了孩子以后对生活是个非常大的改变，它会彻底破坏你的独处时间，可能至少有两三年，我没有办法想象有两三年不能写作……

张悦然：告别形容词文学

摄影/孙涛。

约见张悦然是在北京东城区的一片艺术园区，以为她会是她照片上的样子：暗黑色系，微厚的嘴唇没有笑容，犀利而寡言。实际上除了她的确穿着黑色的外衣和长裙外，张悦然是个爱笑且善于表达的人。我们从“新概念”、早期写作、文学的商业环境谈到女性写作的自恋问题，不知不觉聊了两个多小时。张悦然言谈间条理清晰，习惯把每个问题分类回答，像是一个熟稔于媒体的文学批评者。落座不久，她摸出打火机点了一根烟，采访结束时烟灰缸里堆了三四个烟头。当她从谈话中停下来点烟时，才能让人感觉到她与小说中的那些影子重叠在了一起。

2004 年至2006 年，张悦然接连创作了《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红鞋》、《十爱》、《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等多本长短篇小说，拥有大量“粉丝”，其名字也频现媒体。此后，关于张悦然的消息少了很多，她像是隐遁于热热闹闹的畅销书市场了。

张悦然谈到了自从和出版的节奏“解散”以后这些年做的事：创办主题书系《鲤》、参加文学圈内的交流活动、推介国内外新书、即将在中国人民大学出任教职……但她不喜欢提到这些。

当看到记者的初稿中写了曾登上“中国作家财富榜”时，她有点委屈地说，这些信息似乎表露出她跟文学远了，其实不是这样。自2008 年不再出版新作起，她在《鲤》上不断发表新的短篇小说，却不愿轻易结集出版，同时投身于一个新题材的长篇当中，几易其稿，她对写作的态度更加严谨、苛刻。在长篇小说《誓鸟》的后记中，她说自己是一个“卖梦的人”，小说家卖梦为生，至今仍是如此。

《鲤》的共同创办者周嘉宁把张悦然的电话给我时说：“你发短信，不要打电话给她，她不会接的。”张怡微对她的印象是一个对文字要求特别苛刻的作家。《萌芽》杂志执行主编李其纲多年来关注张悦然的创作，他说不明白为什么她实验性质这么强的小说会如此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