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青春文学：“80后作家”群像

受访的七位“80 后”代表作家。

“我怀念过去的你，怀念我留在单车上的十七岁，怀念曾经因你的一阵微笑而激荡起来的风，夹着悲欢和一去不再回来的昨天，浩浩荡荡地穿越我单薄的青春。明亮。感伤。无穷尽。”

这是2003 年郭敬明散文集《左手倒影，右手年华》中的题记。此类如今看来可称作“小清新”的文章曾在十余年前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依照《萌芽》现任执行主编、“新概念”作文大赛总干事李其纲的说法，“大量的青春期被锁在抽屉里的东西，以前没有被很好地表现，那时却像集束式手榴弹一样成批量地出现了。”

时势造英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周嘉宁、颜歌、张怡微等一批作家借着“青春文学”的热潮成为了文坛新宠。年少成名，几乎成为了“80 后作家”共同的命运。然而随着当年的读者告别青春期，成长小说连同这些少年作家的名字被一同扫进了记忆的角落，成为了青春回忆的一部分。正如采访中周嘉宁所说，“外界看待我们，仍然始终是十几岁时候的样子。现在人们会觉得“80 后”已经不行了，没有耐心看了。”

出生于八零年代的作家们如今在做什么？他们的文学创作处于怎样的状态？带着这样的疑问，本刊记者采访了如下七位作家。

自2008 年起，张悦然与周嘉宁共同创办了主题书系《鲤》，且与从前相比对出版更加谨慎，少有新作问世。周嘉宁专事写作，潜心翻译、研究英美文学。张悦然把自己的精力投注在新的长篇小说上，走访上一辈人的故事，竭力突破从前的文学风格，也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可能不久后会去大学教授文学。

郭敬明集商人、导演、作家的身份于一身，是同龄作家中最忙碌的一个。最近更是忙于电影《小时代》的制作与宣传，在北京、上海、台北与法国之间做“空中飞人”，与他面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面对邮件采访的问题，他的回答礼貌而简短，巧妙地躲避了所有可能产生的尴尬。

郝景芳和张怡微则代表了另一类取向，她们没有专事小说写作。郝景芳在清华大学物理学本硕、经济学博士毕业后进入了一家调研机构工作；张怡微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本硕毕业后，选择去台湾政治大学继续深造，通过在媒体上的书评与专栏“养活小说”。

颜歌去年获得了第11 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潜力新人奖。她在国外，且希望读者“与作者越远越好”，本刊同样进行了邮件采访，她的回答认真而精彩。

甫跃辉不像前六位都是通过在“新概念”中获得名次而开始写作的道路，他生于云南小镇，大学时尝试写诗和小说，而后投稿至文学期刊，逐渐获得肯定。他如今在《上海文学》从事编辑工作，并继续自己的写作。

在广泛的阅读和采访后，似乎可以发现八零年代作家群的三个特点：一是由虚构向写实的转变，他们的写作告别了早期的想象色彩，做着贴近地面的努力；二是脱离了“我”的藩篱，将目光更多地投向父祖辈和陌生群体的生活；三是个性化，李其纲在采访中说，“作家成熟的特点是拥有自己的风格，文学圈应该像一个生态林”，他们正走在这条路上，构成一个多元化的文学景观。

周嘉宁：之前的小说不该被出版

摄影/李威娜。

周嘉宁是我访问的第一个作家。采访安排在上海安福路的一家咖啡馆，这是周嘉宁选的地方，从前很长一段时间，她也喜欢在咖啡馆写作。因为很少出现在媒体上，记者对周嘉宁的样子并不熟悉，仅有的几张小说扉页照片，都是鬼灵精怪的青春期女孩模样。

眼前的周嘉宁穿着一身黑衣，瘦且高，话不多，一开始有些拘谨，聊天时会习惯性地摸过耳边的一绺头发，口罩一样横遮在脸上，露出一双乌黑的眼睛。她不喜欢交际，也讨厌娱乐，现在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家里写作，回忆起大学时光的那几年恋爱，她说两个人在一起最好的一点就是不用“亲自”跟别人打交道。

15 年前，作为连续两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获奖者，周嘉宁的名字开始为人所熟悉。但与其他声名渐起的同龄作家相比，她始终显得比较低调。她的硕士导师、复旦大学中文系张新颖教授说她是“同批作家中最优秀的一个，最有文字质感，但却不是最受关注的”。

她高产。自2001 年起，当时19 岁的周嘉宁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情人》、《杜撰记》以及长篇小说《夏天在倒塌》、《往南方岁月去》、《天空晴朗晴朗》等9 本书。2008 年后，周嘉宁和张悦然一同打造主题书《鲤》，自那时起没有新书问世。

现在周嘉宁大部分时间在家读书、翻译、写作，抽空去练练瑜伽，很少参加群体活动。拍照另约在她家里拍，刚搬入的屋子稍显凌乱，桌子上有一两个空酒瓶，沙发扶手上放着耶茨的《十一种孤独》和蓝色封面的《海子的诗》，窗下养着几盆嫩绿的植物，下面铺着报纸，接掉下的叶片。

周嘉宁回忆起在2012 年的上海书展上与同岁的英国作家乔·邓索恩有过一次交流。后者在28 岁时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潜水艇》，眼下在写第二本书。他问周嘉宁出过几本书，她支吾着，没好意思说出口。

作为最早的一批“新概念”作家，周嘉宁认为这个作文比赛让大家出来得太早了。“很多不成熟的东西在不该拿出来的时候，被拿出来了。要不是很多媒体的炒作和无良书商的介入，之前很多书都是不应该被出版的。可以写，但那些东西不应该被发表。”二十岁出头，周嘉宁接到书商电话时仍旧懵懵懂懂。“看到大家都出书了，那就出咯，没有多想。”跟今天的写作相比，当时的出版状况其实是非常粗糙的，“没有人会来跟你讨论这个长篇要不要改，或者说这本书什么地方是有问题的，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然后他们就把书出了，自己很莫名其妙的，出了以后自己也不会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