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青春文学：“80后作家”群像

Y ：那个时候，我应该只是保持着比较快的出书频率，就是因为还不知道怎么恰当地和出版机构打交道造成的。但是从写作上来说，我似乎一直都是以两年15 万字的频率在写作。这应该不算很快，我实际上是比较懒惰的。

B ：迅速成名和大量出书，对于作者本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Y ：不太能感受到成名这件事，不过出版的好处是：会迫使我阅读这些铅字，持续不断地反思自己，无法回避地来直面自己写作上的弱点和问题。

B ：有种说法，早期的小说其实都是不应该出版的，对此你是否认同？

Y ：在理想的世界中，每个作家都应该只出版自己最理想的作品。不过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理想世界，这也正是这个世界有趣的地方。

B ：现在的你怎么评价最早的创作？比如《关河》这样的作品。

Y ：挺喜欢十六七岁时候的那个自己，那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好的日子吧，再也回不去了。不过，那些作品当然是很幼稚的。

B ：语言粗粝化是你所追求的吗？

Y ：从《五月女王》时开始我就发现，普通话是一种虚假的语言。在描摹现实生活和人物活动的细节时，口语化是非常重要的事。从那以后，我都尽量让故事里的人说口语，在《段逸兴的一家》的例子上，就是说四川话，甚至是粗俗的四川话。不同的人要说不同的话，这个道理在17 岁写《关河》时我还没有意识到。

B ：在写作的这十几年间，你遇到过怎样的瓶颈期？怎么解决的？

Y ：每次写一部作品的时候都会遇到瓶颈。遇到瓶颈是好事，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一旦写作开始让自己觉得顺畅或者舒服了，那就是作品要糟糕了。所以，我期待的就是磕磕绊绊进展艰难的写作，把牢底坐穿。

B ：你说自己最喜欢《我们家》这部最新的小说，为什么？

Y ：它的成立，实现了我所认为的作为一个小说家最重要的能力：以虚构来贴近真实的能力。

B ：这部小说从一个女儿的角度写爸爸的婚外恋和性生活，出于怎样的考虑？是否会有一种伦理上和心理上的阻碍？

Y ：从女儿的角度上写父亲的婚外恋，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伦理道德上的张力，一种文本之外的“情绪脚注”，我很喜欢这个念头，就这样写了。

B ：你希望自己成型的作品风格是怎样的？

Y ：总体来说我还是希望写川西小镇，写城乡接合部，写八十年代人所感受的当代中国。

B ：你觉得作家理想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Y ：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一直在写作，却是把它当业余爱好。我总希望自己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写作之外的，只是保留着作为小说家的眼睛。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自己永远都以一个门外汉的心情写作，永远觉得它新鲜而引人探索，神秘又使人敬畏。

甫跃辉：“80后作家”的写作都还处在未知当中

摄影/李威娜。

四月的一个清晨，走进位于上海市巨鹿路的作协大门，看门人探出头来问找谁，我说，“甫跃辉”，对方笑着挥挥手，“他昨天很晚才回去的！”等了十几分钟，一个小伙子骑着摩托从大门冲了进来，滑向车棚，几分钟后翘着头发跑出来，“对不起，我迟到了！总是这样太不好了……”

甫跃辉带记者去旁边的咖啡馆，老板娘走过来催他吃点早饭。他是《上海文学》编辑，同时写小说，生活得自由随意，对于很多人说到的男作家收入低的问题，他倒是不怎么在意，独自在上海，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在同龄作家中，甫跃辉走的是一条比较传统的路：给文学刊物投稿，进杂志社工作，在近三十岁的时候开始频繁有作品问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上海“80 后”作家中比较“另类”的一个。

甫跃辉1984 年出生于云南省西南部的保山市，在那里有人们比较熟悉的腾冲县。他家在一片群山环绕的平地上，这里，也构成了他早期写作的灵感：爬树的少年、玩炮竹的兄弟、孤身入山的爷爷，还有干涸了的水库中一条巨大的鱼。初高中时远在西南的甫跃辉没有参加“新概念”。他考入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为了一个从小镇进入大都市的文学青年。在写小说之前，甫跃辉写诗，攒了厚厚的一大本，直到他发现自己的诗句无力表达粗粝的现实时，转而开始写小说。大学期间的第一本小说《少年游》受到复旦中文系张新颖教授赏识，推荐给《山花》杂志，从此开始了甫跃辉在传统文学期刊起步的文学道路。研究生期间，甫跃辉在《收获》杂志实习，毕业后进入《上海文学》从事编辑工作。

他并不认为传统文学期刊真如外界所言受到了冷落，“现在有几个期刊发行量仍然是很大的，听说《小说月报》有三十万，《收获》有十万，《人民文学》也有五万。”

除了文学期刊，今年预计推出四五本小说集的甫跃辉对出版业也颇为熟悉。“现在的书主要是书商和出版社在出。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大，出版社有书号，书商没有，要向出版社买。所以说出版社压力小，比如出三千册就保本了，但是书商成本比较高，得出五千甚至上万册。所以它们的宣传和运作方式也不同。比如在出版社，你想改书名或是写后记都随便，但是在书商那里，就要讨论是不是贴切、好卖，他们还会希望你请名人写些推荐语之类的。”

两种出版方式各有优劣，书商的进入会加速图书出版的商业化，同时也会规范整个市场，为其注入新的活力。甫跃辉举例子说，“比如出版社给你的合同，很模糊，会说版税‘三个月之后’付，但是十年也是三个月以后啊。但书商就会写明‘三个月之内’，很明确。”作为出版市场的新人，他对其中的运作和特点有着敏感的观察。

甫跃辉作品《少年游》（2011）和《刻舟记》（2013）。

甫跃辉本科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复旦大学中文系推出了写作硕士的专业，机缘巧合，他成为了首届写作专业的研究生，师从著名作家王安忆。对于老师的印象，甫跃辉最常说的词是“勤奋”。“王老师读书很多，每次去她家，推荐的书基本都是我之前不知道的。王老师从来不上网，比较有趣的是，她会读很多期刊，比如很早的时候她在《天涯》上关注到了东莞的作家塞壬的散文，推荐给我们，那时候知道她的人还不多，现在已经挺有名气了。”关于自己的写作，他印象最深的是王安忆老师对他长篇小说《刻舟记》的评语： “写得像小说了。”回顾专业学习写作的三年，一些课程让他印象很深。比如严歌苓的美国导师舒尔茨教授所开的一堂课。在课上，老师让在座的十几个人轮流说名词，如桌子、杯子、瓷鸭子……大家将室内的名词穷尽后，再选择印象最深的一个轮流搭配动词，如针对瓷鸭子的拿、推、擦拭……最后选择印象最深的动词，例如从“擦拭”、“瓷的小鸭子”出发，渐渐扩展出一篇小说。甫跃辉如今回忆起这堂课仍然历历在目，“它可以训练你关注生活细微处的能力。当时对我的冲击很大：一个名词，一个动词，就能变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小说！”在首届作家班毕业后，甫跃辉接受了大量关于这个专业的采访，说到这个问题时，他有点激动，“当时他们反复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作家可不可教？其实他们是带着情绪来的，希望推翻这个东西。”他认为外界普遍将“写作可不可教”与“作家可不可教”这两个问题混淆起来了。“首先是什么叫做‘教’？是不是必须要教出莫言这样的大作家就叫做‘教’，小作家就不叫‘教’？其次，每个领域的‘家’都不仅仅是教出来的，不只是文学，数学、绘画，甚至演讲都是这样。所以问‘作家可不可教’是在把这个问题玄虚化。”

写作多年，甫跃辉说现在的自己“离成名还差得远呢，也就是圈子里的几个人知道而已。”他认为自己和整个“80 后作家”的写作都还处在未知当中，“不像‘50 后’的作家已经成型了， ‘80 后’离成型还早。可能有的已经成名的，几年不写也就过去了，也有的可能现在还没开始写呢，过些年后来者居上，都是非常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