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一流学者不能自动转化为一流管理者

振臂一呼的角色不适合我

人物周刊：现在，学术研究与教育改革在您心中持何比重？

陈平原：重心当然是学术研究。对于当下中国的教育改革，我会做带学术性的批评，但这最多也只是影响社会舆论及某些决策者的思考。不在其位乱出主意，那是不合适的。80年代末，就有老先生说我应该出来竞选当校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若你还站在校长的立场来思考与表达，就很容易错位。90年代初，我们创办《学人》，日本朋友的最初设想，也是支持我们办大学。我说做不到，除了经费来源，还有很多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在中国，当大学校长必须是共产党员，或是哪个民主党派的骨干。而我无党无派，总不能为了过把校长瘾，在自己家办一个补习班。

我承认教育改革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的能力与机会。可我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太技术性的问题我不谈。我是以一个教授的眼光看中国大学，不是以大学校长的眼光看中国大学。

人物周刊：10年过去，怎样回看2003年北大的人事制度改革？

陈平原：去年我本想写一篇《北大人事制度改革十年祭》，后来忙别的去了。总结那场改革的得与失，看有什么遗憾，最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很有意思的。我的基本判断是，北大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是好事，但没做好。

当初改革方案公布，校内当即出现严重分裂，我跟校长谈了几点意见，其中包括：第一，要明白大学里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条心，起码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立场是不一样的。如果只听凭某一方一意孤行，必定出问题。制定改革方案的委员会里，没有教授代表，也不事先征求普通教授的意见，这是决策上的一大失误。不是说政策的制定者不是教授，而是他们早已从教授转变成管理者。大学管理者与普通教授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改革措施的制定，一定要有教授参与，作为代表一方利益者，能表达他们的关切与顾虑。第二个失误是，没有人文学者参与改革方案的制定，委员们全都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90年代以后，社会科学在中国迅速崛起，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与此相对应的，是人文学的退居边缘。过去所说的“文科”，如今分裂了，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二者的命运均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自的立场产生很大分歧。如果制定改革政策时没有人文学者参与，会得出一些非常奇怪的思路与判断。再加上公布方案的时机，以及一些特别强硬的表达方式，徒然添乱。比如要求所有老师能用外语开至少一门课。对于外语系这没有问题，对数学系或管理学院大概也问题不大。但对于研究传统中国学问的教授们来说，绝大部分人做不到。更要命的是，这么规定没有任何道理，纯粹是为了“国际化”的虚名。

北大的困境，很大程度在于管理不到位。不是应不应该管理，而是管理必须合情合理、有节有度。一旦措施不得体，解释不到位，大家会对“管理”持完全排斥态度。所有的改革都会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有反弹是很正常的；但像北大人事制度改革那样，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弹，至今很多教师谈起来都深恶痛绝，是值得当事人深刻反省的。回看那场轰轰烈烈但半途而废的改革，我觉得很可惜。最终，它只有两项具体措施保留下来。第一项是所有博士生毕业后，不能直接留校。第二项只保留了一半。原本规定教师申请提职，如果两次不通过，就自动解聘。后演变成两次评审没通过，就不再提职了，但还可以留下来继续教书。这里有个问题，教师申请提职，国际上通行的是评审制，而我们却是名额制。不是合格不合格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教授指标。这样一来，你说他合不合格，很难说，因为是选拔赛，有名额限制。为什么这么规定，人事部门有他们的苦衷，最大的恐惧是“一放就乱”。

人物周刊：有人看了作家查建英的《北大，北大》后，感慨北大改革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缩影。那么，今天外界对改革的呼吁与推动，是否也会影响北大的改革？

陈平原：从大的政治制度转型，到小的北大人事制度变革，说起来简单，具体实践则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不相信马上就能改过来。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现实利益的考量与羁绊，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大家谈得很多的大学去行政化，单是一个校长要不要行政级别，就绕不过去。中大校长说了，我们同意不要行政级别，但整个社会就这么官僚化，没有级别的校长怎么跟各级领导打交道？还有，很多领导进入大学前是有行政级别的，厅级或副部级，跑到大学当校长或党委书记，从此变成一个没有级别的人，他愿不愿意？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单靠哪一所大学都没法做。而且，社会关注度越高，限制与约束也就越多。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很难进行真正的制度创新。

人物周刊：《北大，北大》中写道，在那场改革风波里，您是“温和自由派”。

陈平原：“温和”可以是指性格，也可以说是立场。所谓立场，即在不同的旗帜鲜明的派别中间保持一种独立性，而不急于站队、表态。不管哪面旗帜叫什么，也不管它声音有多大，你都会用一种怀疑的眼光去审视。这是长期读书、思考以及经历各种政治风浪以后养成的习惯。

我在《当年游侠人——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里，写过刘师培。1904年他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论激烈的好处》。大意是说，在现代社会里，想要被大家关注和记得，必须把话说到顶点。大众传媒越来越发达，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声音必须被归类、被简约、被符号化，才能让人记住。所有无法归类的声音，很快就会跌入深渊，不再被记忆或提起。但过于追求表达上的“激烈”，会使自己的立场跳来跳去。就好像刘师培在晚清，一会儿革命，一会儿告密，一会儿又变成无政府主义者，每回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是我很不习惯、也很不喜欢的一种姿态。所以，不管采用哪一种政治立场或表达方式，我都警觉被归类与被符号化的危险，拒绝变成某一派别的代表。胡适说过，在传统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还要加上一句“时髦不能动”。北大人事制度改革风波里，我写过3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在说理，而不是论战，故读起来“不够解气”。也是基于这一考虑。另外，北大在世界上不算特了不起，但在中国的地位很特殊。北大教授拥有某种“无形资产”，很容易引人瞩目，因此立论一定要谨慎。为了博取掌声而故意说一些过头话，那样不好。要说自己相信的话，说自己有把握的话，这是我的基本立场。另外，聪明人往往有当领袖的野心，我没有这个欲望。“拉大旗作虎皮”，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那样的角色设计不适合我。

一流学者不能自动转化为一流管理者

人物周刊：《大学三问》的结尾，您引用了蔡元培先生在1921年于伯克利大学演讲的一段话。是否代表您理想的大学？

陈平原：蔡元培很幸运，有一个恰当的舞台与时机，供他很好地挥洒才华。历史上不是没有比他更聪明或更有想法的人，但有学识者不见得有地位，有地位者不见得有时机。

在伯克利大学的演讲中，他阐述自己的“大学理想”——中国传统的孔孟精神，加上英之人格教育、德法之专深研究、美之服务社会。在别的地方，他还讲过一句话：我们对传统中国教育不要估计过高，还是要努力向西方学习。今天，我希望把这话倒过来：我们对传统中国教育不要估计过低，因为今天整个中国教育都在全面西化。我说的传统包括两个：一是从孔夫子以下的传统；一是晚清以降开办西式学堂以来形成的新传统。我认为，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

整个20世纪中国的教育理念与实践，都是向国外学习，只不过有时学苏联，有时学日本，更多的时候学美国。我们似乎忘记了，中国是有长久的教育传统的，至于这个传统是否就叫“孔孟精神”，那另当别论。不管怎么说，这条传统的线不能完全扯断。我曾写文章感叹20世纪以后，中国书院的传统迅速陨落。也曾有若干人为之坚守和努力，但最后都是惨败。

人物周刊：您不主张一流的学者当校长，可您在2008年接任北大中文系主任？

陈平原：既然当了校长，就不该以一流学者自命。一流学者可以做的事情，校长很可能不应该做。同样道理，我当系主任那几年，零零碎碎的短文写了不少，但大书基本写不了。要做好管理工作，就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

其实，一个一流学者，不能自动转化为一流的管理者，必须经过一番认真学习。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痛苦，主要不是时间安排，而是我的教育主张和现在的学界主流相冲突，说话有时言不由衷。比如我当教授，可以特立独行，任意批评教育部的决策。但当了系主任，我的言论会被过度解读。还有，教育部推行的政策，我执行不执行？作为个人，我经常批评目前如日中天的课题制不适合人文学；但成为系主任后，我要在全系大会上号召大家申请课题。

某种意义上，教育作为“学问”与“事功”，是两回事。作为事功的“教育”，必须有其时、有其势才能进行。你想推行自己心目中的“大学之道”，有很多先决条件，包括位置与时机等。如果条件都不具备，那就转过身来，做自己想做且能做的事。

人物周刊：您写过《千古文人侠客梦》，“侠”之境界，是否也传达您的某种向往？

陈平原：这首先是一个有趣的学术话题，为什么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对“侠”有这样的向往、想象与表达？我谈论“游侠”，从司马迁一直讲到金庸，兼及史学、诗词、戏曲、小说以及电影等。而不同文类之谈游侠，有不同的立场与传播途径。比如小说里的“侠”与诗歌里的“侠”，就不太一样。“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这里的“剑”是不杀人的，很大程度是一种精神气度的表现。

文弱书生与理性才子，其内心深处很可能也都有其壁立千仞、慷慨悲歌的层面。就像龚自珍咏陶渊明：“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如果这些都没有，心如止水，毫无杂念，反而有点可惜。不同的是，有人喜欢将心情摊在纸面上，有人则是把心情压在纸背下。我习惯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