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一流学者不能自动转化为一流管理者

“有人喜欢将心情摊在纸面上，有人则是把心情压在纸背下。我习惯于后者”

 1954年生于广东潮州。2008年至2012年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大学十讲》《学者的人间情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等。妻子夏晓虹也是北大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今年将满六十。在采访中，“从某一角度上说”之类的用语，他频频抛出。面对我的提问：北大近两年话题频出，为什么不见你发言？他也是将最初的回答全然改过，然后字斟句酌——“有的不值得说，有的说了也没用，有的则非我所能说。另外，还有好些我其实是说了，只不过没有在媒体上体现。尤其涉及北大内部人事，从教授到校长，我完全可以采用另外的表达方式，不必随媒体的节奏起舞。我当然知道，在媒体上发言影响很大，以北大教授的姿态批评北大，那样很有冲击力，也很有戏剧性。可这种戏剧性不是我所追求的。”

他的校友、作家查建英说，他一向出言审慎。许子东曾邀他上凤凰卫视做节目，他婉拒了，“他觉得更习惯待在教室里。后来我们上《锵锵三人行》，他谈教育谈得很好。”查说。

除了谨慎，他对媒体还有过“心结”。若干年前，央视某编导请他策划，向公众介绍世界上的著名学府。待他兴致勃勃，认真投入，对方反而爽约，草草了事……可即使气愤，他还是保持理性与平衡感。如查建英所说，他温润兼有原则。 “有的人如果不说话，别人不会关注，故必须随时表态，有的则相反。人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精神状态时，就能拥有比较强大的自信。该说不该说，自己知道。”3月，北大人文学苑，送走一批学生后，陈平原在讨论一个严肃的话题：自省——知识分子应省自己的能力，省自己的立场，也省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所发挥与应该发挥的作用。“我的妻子一不希望我从政，二不希望我当领导，三不希望我从商。她让我就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他的普通话夹着潮州乡音。

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

1988年，陈平原发表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序言里，他提到自己的研究方法：小题大作。不过，“并非每个‘小题’都值得‘大作’，这要靠对重点文学现象的理解和把握。” 南方人物周刊版权所有

钱理群对此印象深刻。1984年，还是北大中文系教师的他，兼任著名文学史家王瑶的助手。有一天，做当代文学批评的黄子平转给他一篇题为《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的论文。作者是中山大学文学硕士生陈平原，正来京找工作。他当晚读完，与黄商量，让其来北大教书，“论文已显示其治学上视野开阔，将晚清与现代打通，又涉及对宗教等学科的了解。”

文章转到王瑶手中，他看过后说，“才华横溢。”不过又添一句：有才华是好的，横溢就可惜了。 当时校方表示，可以让陈平原来读博。如果真的不错，毕业后再留校。王瑶得知后拍板：那么今年我来招生。“于是，我与温儒敏成为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生。”陈平原说。

他是1977年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在潮安，8年回乡知青与民办教师的经历，让他与同龄学人一样，有过“文革”教育在思想上种下的“盐碱地”亟需清洗、学术训练匮乏的紧迫焦虑。 南方人物周刊版权所有

“突然间的开窍”是在大四那年。凭着对旧日体制的深刻反思，对国际学术潮流涌入的敏感，在阐释社会主义制度及发展道路时，他引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人合写《论西方异化文学》。这篇论文在1983年“反精神污染”中，被学校勒令检查。但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罗曼•罗兰的小说、马克思的传记与手稿等搅和在一起，构成了我的思想启蒙。”

80年代末，陈平原思索并试述历代文人对学术与政治、学术法语与学人定位的关系的困惑。有一天，王瑶先生突然将他找去说，对他最近发表的几篇文章很满意。随后题字，“讵关一己扶持力，自是千锤百炼功。”这组随笔收入《学者的人间情怀》一书。文中，陈平原彰显学人角色的自觉，发出“政学分途”的心声——“我常想的是，选择‘述学’的知识者，如何既保持其人间情怀，又发挥其专业特长。我的想法说来很简单，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前者是学者风范，后者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公民）本色。两者并行不悖，又不能互相混淆。”

改革不易

1992年，陈平原出版《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上海交大文学研究所所长夏中义指出，他在标举游侠精神对千百年来仁人志士所追求的崇高而“不切实际”的人生境界的感召时，明显地折射出他要高扬学术的志向，以及不惮在颇感困境的学界充当“独行侠”的愿望。

彼时，相较80年代的“文化热”，社会科学迅速崛起。钱理群注意到，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后，陈平原写了《老北大的故事》系列文章，这是他从文学史跨越至大学史及教育史研究的开端。陈平原没有否认，他研究北大，背后的思路是教育史与学术史。

在《大学三问》里，他针对时下大学存在的弊端、误区追问——“人文有无用处”、“管理是否万能”、“榜样如何获得”；“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大学只是生产合格的产品——学有所长的学士、硕士、博士，还是必须融入并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与精神生活”——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我的大学观》里，他给出自己的答案：大学需要国际视野，同样需要本土情怀。

2003年5月，北大两次出台《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校内围绕改革制度，“本土派”人文学者与具有海归背景的社会科学学者形成对峙。查建英采访了争论中的双方，撰文《北大，北大》。她说到陈平原——当“他的中文系同事们几乎一边倒地反对改革反案”时，他却是“为数不多的对改革既持批评态度又抱有同情的人”。

“我承认改革的大方向及立足点是对的——中国大学的人事制度确实积弊丛生，必须改。这一点，我跟很多人文学者的观点不同，跟社会科学家的立场也不一样。不少人其实是站在维护自身利益及尊严的角度，掂量的是这一改革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而不太考虑中国大学到底往哪一个方向走。”陈平原说。

查建英写道，多年前某次会议上，陈对校方行政管理层颇有微辞，斥责其权力过大。会后，那个副校长把他拉到一旁对他说：北大校园里到处都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右派和左派，管理层必须在各派之间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现更大的麻烦。从那以后，陈学会了去体谅做这种平衡工作有多么难。

“陈平原的思考角度与众不同，他十分清楚北大政治环境的复杂与无常。” 查建英告诉我，她惋惜当年，北大校方没有让他参与设计改革团队。在西方学府比较成熟的管理体系，尚且需要协调各种因素，更何况中国大学像一个难以突围的城堡。“陈平原对大学有充分研究。他对各方意见抱有理解，懂得磨合妥协。至少，他能将改革推至更远。”

2008年，陈平原在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前，曾询问钱理群。“他是为实践他的教育理想。我却不看好。”钱说。

“他后来又说，做不见得能做好，但做比不做好。”陈平原微笑着补充。在任期间所遇的纠葛，他只是略有透露：中文系历来是北大的标杆，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很努力，更不要说“成绩斐然”了。有些教授长期写不出专业论文，有些则只能在很差的报刊上发文章。他不敢强行规定，但号召大家在大陆以及日本、港台的优秀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至于英文论文，学校自有奖励，不用他提倡。

“有人因此写匿名信，抗议妨碍学术自由。什么是学问，即便无法形成共识，总该有点底线吧？”他亲历管理后，才体会到管理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管理却是万万不能的。可他又不愿执行官方要求，对教授们实行“以课题为中心，以数量为标志”的管理。钱理群说他是“两头不讨好”。2012年，他辞职前再次问钱。钱当即表态：你早该辞掉了。

那时，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可惜，声称未来十几年，起更大影响的是行政力量而不是学术力量。他答道，这是必须直面的难题，也是我所要挑战的。

“这背后有一句潜台词：与其当一个说话绕弯子、干不成什么像样的事的小领导，不如回归教授角色，写我的文章，说我想说且能说的话。至于听不听，接不接受，那是别人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