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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学者无心公共事务是大学制度运行的结果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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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杰出学人讲座”的演讲现场,因我坐在第一排,李教授于是不断以北大为“正面典型”,批评香港的大学管理如何导致知识分子立场的缺失。我明白李教授的苦心,可也不得不亲手打碎此“美妙的幻境”—那被过度理想化的北大,也正日渐丧失其“灵晕”。

大学小言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2013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五十周年,故有一系列纪念活动。前几天举行的“杰出学人讲座”,主讲者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原哈佛大学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冼为坚中国文化讲座教授的李欧梵先生,演讲题目是《全球化年代学者/知识分子的角色》。单看题目,再加上参考文献中洋文引福柯、萨义德、伊格尔顿,中文引钱穆、余英时、金耀基,你就明白此讲座的大致旨趣。

到了提问环节,校长沈祖尧教授站起来发言,说他听演讲时战战兢兢,生怕李教授指着和尚骂秃驴。还好,李教授很温和,只是点出了当下中国大学发展的困境。学生们对校长的谦和报以掌声,我也对李教授的“有礼有利有节”表示钦佩。说实话,大学教授之退守书斋,不再扮演知识分子角色,不是中大一家的问题,也不是哪个校长想改就能改的。李教授声色俱厉地批评UGC(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固然让在座的校长及文学院长颇为不安;而李教授引经据典,希望培育兼具学术贡献与社会责任的“学院知识分子”,其实也都不容易实现。

事后聊天,我说起,也只有像李欧梵这样“象征资本雄厚”的教授,才能肆无忌惮地批评眼下正汹涌澎湃的学术潮流。年轻一代的学者,若逆潮流而动,小则升不了级,大则续不了约。大部分学者之所以“两耳不闻窗外事”,是整个大学制度运行的结果,怨不得哪个具体的人。举个例子,今天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有几个愿意在报纸上写文章,或在媒体上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立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这么做近乎“自毁前程”—除非你已经熬到不受任何评估的限制。

三年前,在谈及学者如何介入社会时,我特别表扬李欧梵“刚来香港的时候,写了很多相当凌厉的文章,批评港府不重视历史文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除了政治立场,更因在香港学界,“报纸文章”不算学问,而李欧梵“没这些顾虑,很潇洒,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唤起了不少人对于香港问题的关注”。时至今日,我还是这么认定—香港的大学教授生活比较优裕,除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有责任关心公共事务,必要时应站出来对公众发言。

这方面,北大的情况好多了。由于历史的缘故,北大教授多有“铁肩担道义”的自我期待;也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北大教授的发言容易获得社会的关注。这些兼及政治与学术的“发言”,算不算教授的业绩,始终不无争议。以中文系为例,我们曾不限学报论文,允许提交社会影响巨大的“报刊文章”。但随着学术奖惩制度的步步紧逼,这一“不薄短文”的传统即将崩溃。原因很简单,老教授可以自由挥洒,不理会那些越订越细的规章制度,年轻教师则不能不按部就班。

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不限于科举考试,所有制度都有这种功能。只要学术演讲、一般书籍以及报纸文章不算学术成果,必须在有“严格评审”的学术刊物上刊发的专业论文才能算分数,学者自然而然就会趋利避害,逐渐丧失介入社会的能力。你可以批评某些活跃于媒体上的教授发言很不负责任,为收获掌声而剑走偏锋,但不能因噎废食,反过来斩断大学与传媒的一切联系。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即便只谈学问,“远离尘嚣”也都不是最佳选择;更何况,在我看来,作为大学教授的人文学者,本该肩负三大责任:第一,教书育人;第二,思想探索;第三,引领社会风气。这三者之间,有交叉重叠,也有互相制约。“横看成岭侧成峰”,观察家必须反省自己的立足点,方才能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在“杰出学人讲座”的演讲现场,因我坐在第一排,李教授于是不断以北大为“正面典型”,批评香港的大学管理如何导致知识分子立场的缺失。我明白李教授的苦心,可也不得不亲手打碎此“美妙的幻境”—那被过度理想化的北大,也正日渐丧失其“灵晕”。(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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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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