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学者无心公共事务是大学制度运行的结果

大学小言

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

2013年是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五十周年，故有一系列纪念活动。前几天举行的“杰出学人讲座”，主讲者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原哈佛大学教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冼为坚中国文化讲座教授的李欧梵先生，演讲题目是《全球化年代学者/知识分子的角色》。单看题目，再加上参考文献中洋文引福柯、萨义德、伊格尔顿，中文引钱穆、余英时、金耀基，你就明白此讲座的大致旨趣。

到了提问环节，校长沈祖尧教授站起来发言，说他听演讲时战战兢兢，生怕李教授指着和尚骂秃驴。还好，李教授很温和，只是点出了当下中国大学发展的困境。学生们对校长的谦和报以掌声，我也对李教授的“有礼有利有节”表示钦佩。说实话，大学教授之退守书斋，不再扮演知识分子角色，不是中大一家的问题，也不是哪个校长想改就能改的。李教授声色俱厉地批评UGC（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固然让在座的校长及文学院长颇为不安；而李教授引经据典，希望培育兼具学术贡献与社会责任的“学院知识分子”，其实也都不容易实现。

事后聊天，我说起，也只有像李欧梵这样“象征资本雄厚”的教授，才能肆无忌惮地批评眼下正汹涌澎湃的学术潮流。年轻一代的学者，若逆潮流而动，小则升不了级，大则续不了约。大部分学者之所以“两耳不闻窗外事”，是整个大学制度运行的结果，怨不得哪个具体的人。举个例子，今天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有几个愿意在报纸上写文章，或在媒体上公开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立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这么做近乎“自毁前程”—除非你已经熬到不受任何评估的限制。

三年前，在谈及学者如何介入社会时，我特别表扬李欧梵“刚来香港的时候，写了很多相当凌厉的文章，批评港府不重视历史文化，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除了政治立场，更因在香港学界，“报纸文章”不算学问，而李欧梵“没这些顾虑，很潇洒，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唤起了不少人对于香港问题的关注”。时至今日，我还是这么认定—香港的大学教授生活比较优裕，除了自己的专业研究，有责任关心公共事务，必要时应站出来对公众发言。

这方面，北大的情况好多了。由于历史的缘故，北大教授多有“铁肩担道义”的自我期待；也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北大教授的发言容易获得社会的关注。这些兼及政治与学术的“发言”，算不算教授的业绩，始终不无争议。以中文系为例，我们曾不限学报论文，允许提交社会影响巨大的“报刊文章”。但随着学术奖惩制度的步步紧逼，这一“不薄短文”的传统即将崩溃。原因很简单，老教授可以自由挥洒，不理会那些越订越细的规章制度，年轻教师则不能不按部就班。

所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不限于科举考试，所有制度都有这种功能。只要学术演讲、一般书籍以及报纸文章不算学术成果，必须在有“严格评审”的学术刊物上刊发的专业论文才能算分数，学者自然而然就会趋利避害，逐渐丧失介入社会的能力。你可以批评某些活跃于媒体上的教授发言很不负责任，为收获掌声而剑走偏锋，但不能因噎废食，反过来斩断大学与传媒的一切联系。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即便只谈学问，“远离尘嚣”也都不是最佳选择；更何况，在我看来，作为大学教授的人文学者，本该肩负三大责任：第一，教书育人；第二，思想探索；第三，引领社会风气。这三者之间，有交叉重叠，也有互相制约。“横看成岭侧成峰”，观察家必须反省自己的立足点，方才能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在“杰出学人讲座”的演讲现场，因我坐在第一排，李教授于是不断以北大为“正面典型”，批评香港的大学管理如何导致知识分子立场的缺失。我明白李教授的苦心，可也不得不亲手打碎此“美妙的幻境”—那被过度理想化的北大，也正日渐丧失其“灵晕”。（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