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中国知识分子的嘴是怎么被堵上的

徐书鸣：学术界的拉帮结派在国外也存在。

郑也夫：国外学术界的确存在类似现象，毕竟人性都有弱点，但从招聘的方式来说，哪个国外大学的院系，有50%都是同一个人的学生？国外大学根本不允许这种招人方式的存在。由于大家的性格、观点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派系，这很正常，哪个地方没有派系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派，但是国外的学术派系不是由高校的招聘体制所导致的。

在中国，一个学者要是有点独立性，有点叛骨的话，他在高校的学术小团体里就没法生活，其它人都是学科带头人的学生，你能怎么样呢？国外则不然，国外高校有严格规定，在本校毕业的人，先到别处去打天下，功成名就以后，他可以申请回来当教授，不允许近亲繁殖，所以不可能出现中国学术界的这种局面。

严格来说，中国的学术派系不是思想派别，是准血统、师门成员的近亲抱团。

徐书鸣：10年，您在《时代周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当时的高校招聘中，对海归的倾斜过重，但最近也有学者说，近两年的趋势是本土招聘居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跟您说的拉帮结派是否有关系？

郑也夫：现状我不清楚，因为我快退休了。参加系里的招聘，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在帮助系里，也是在帮助自己。因为这可以选择自己以后的同事，总不希望在自己的小生态、小环境里，出现不好合作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老师应该对自己负责，帮助自己选择同事。我就要退休了，三年前开始，系里的招聘我一概不参加，大学、院系招聘变成什么样，它的发展趋势，我不知道，也不关心。

学术竞技场上没有那么多夸奖的辞藻

徐书鸣：最后一个问题，在对其他学者的批评上，郑老师一向是不留情面，难道就没有一个值得你发声赞扬的学者吗？

郑也夫：表扬一个人多无聊，学界的游戏规则就是批评、批判，就像下棋一样，下棋就要争取把对手杀败，如果博弈的对手与我打和平球，那玩什么呢？到底想不想跟我下棋？学界的生活就是争吵，吵什么？吵道理，如果有一天我突然颂扬起人来，那就太无聊了。相反，我要是下非常大的力气，跟他切磋一个道理，就是看得起他。

当然我们没有太多学术生活，我也没什么机会跟我的好朋友们过招，照理说应该跟看得起的人过招的。

徐书鸣：在您的博客上，倒是看过不少您跟别人过招的小文章。

郑也夫：不一样，在学界，有很多学者我都很尊重，但是观点哪能都完全一样呢？所以会有一些争论。但是，博客里的交锋，大多是准政治性的，比如王蒙，我骂他，那是政治文化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他也不是学人，而是一个作家，完全是政治文化的问题。

跟我打过笔墨官司的学者不多，孙立平是我很好的朋友，在他的讨论会上，我出手也很猛。还有一些人，以前不来往，但是别人把我请来，对他们的评述我也非常不客气。比如于建嵘，有人为于建嵘开过一场讨论会，我话说得很猛，但是于建嵘很有涵养，所以也没影响我跟他的关系。

如果受不了我的批评，那咱们就隔得远点，我说批评的话是表明对你的尊重。在拿刚才下棋的那个比喻来说，你很愿意下棋，要跟我摆棋，你说咱客气点？那还玩什么？你懂不懂我们在玩什么？我们在下棋，就是要见胜负的！两人努力下一盘和棋太容易了，可是，那是对象棋的侮辱！学术的讨论可不就是要争论嘛，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出点难题，这是太正常的事情了，玩的就是这个。

因此，很多人做的都是伪学术。

徐书鸣：这么看来，您头上“愤青”的标签也是不恰当的，因为您做的事、说的话，在一个正常的学术体制中，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郑也夫：学界太荒诞了，很多学者都是伪学者，在一场学术争论中，我表示“这个题你解开了”，这句话就是对他最好的称赞，因为同样的问题我们都没有解开。剩下的，还有什么好夸的呢？说你真伟大，有谄媚之嫌。

这么多人都在努力破解一道难题，只有他解开了，他就是冠军，冠军的冠冕自然也就在他头上戴着，咱们都落在后面。学界就是一个竞技场，竞技场里，哪来那么多谀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