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中国知识分子的嘴是怎么被堵上的

嘉宾简介：郑也夫，中国著名社会学专家。1950年8月生于北京，男性，汉族，无党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走出囚徒困境》《代价论》《信任论》等。郑也夫是中国开放以后最早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社会学家，近期编著有《吾国教育病理》、《科场现形记》。

研究者的主要职责是揭示系统的运转机制

徐书鸣：有一个流行的观点，学者的职责是分析问题而不是建言献策。在您的新书《吾国教育病理》中，却能看到您对现行教育政策改革的建议，这与上述观点是否相悖？

郑也夫：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们面临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比如社会收入、社会分配、税收、交通、污染等，它涉及到多个领域，公共知识分子在谈到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在很多领域里，他都算不上专家，没有专门研究。举个例子，对一个县政府的吏治、官僚制度，一个知识分子知道一般性情况，但远远不够，吏治的运作细节他不清楚，让吏治良化的改革方案他也制定不了，因为地方吏治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

至于我新书所谈的问题，毕竟我是教育圈里的人，我谈的不是县政府的吏治该如何改善，而是我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事情。另外，我所做的是在宏观上，将中国的教育制度跟别的国家进行比较，从而说明中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它按照怎样的逻辑运转？为什么这么运转？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借此，也可以为制定方案的人提供一定借鉴。如果说直接制定方案，我也无法胜任，因为我对教育体制的微观博弈过程不清楚，我制定的方案在博弈中很可能会失败，会被别人钻漏洞。

我个人讨论过多种社会问题，教育问题算比较例外的一个，因为我就是这行的人。

徐书鸣：现在很多社科领域的论文，在分析完问题以后，都喜欢列出几条政策性建议。

郑也夫：他们最后做的这部分工作，相关领域的实际操作者应该能做得更好，学者对其中的博弈没有切身的体会，制定出的方案往往是禁不住博弈的。学者能做的事情，是把现有机制的运转说得更清楚，有哪些影响因素，又有哪些发展的可能性，而不是具体的改革方案。

不同学者对自己的定位、选择的方向都不太一样。有些学者要提方案，我也不是一味地反对，但我不允许学生写论文的时候，提各种建议，因为他们对自己所调查的领域涉足尚浅，这虽然不影响他们发现一些问题，但是要提供方案的话，这些积累就远远不够了，他们所提供的方案，基本都是失败的，因为制度的具体运作中，勾当太深。

不止是学者的政策建议，中国政府出台过很多政策，也都是禁不住博弈的。举个例子，把政绩作为官员晋升的标尺，听起来好像不错，执行起来，效果却非常糟糕，它导致很多政绩工程的出现。这些工程经常是劳民伤财的，可是，它的负面影响要在很多年以后才能逐渐显露出来，但是在发现弊端之前，官员已经因为政绩工程的短期效益，得到了提升。

乍听起来，政绩提升像个不错的方案，但它长期运作所导致的恶果，却因为执行的官员已经走了，而无人负责。那么官员该因何提升？因学历，不对；因出身，也不对；因政绩，还是不对。如果学生对一个领域涉足不深，上来就提方案，是提不好的，他不知道，此前被提出的很多方案都禁不住博弈。

研究者能做的，是给政策制定者们提供更多的信息，此前制定了一个政策，政策制定者希望这个政策制定好以后，能使该系统良好地运转，经过调查，却发现该政策出台以后，体制的运转不像政策制定者所期待的那样，因为这是一个博弈过程。研究者的工作就是把偏离的程度和原因说清楚，这有利于决策者重新思考新，制定新的政策方案。

总而言之，研究者的主要职责是揭示系统运转的机制。

“没钱要比有钱好一些”

徐书鸣：看过很多对您的采访，都提到您不愿意申请国家基金，具体原因，一是现在国家课题的水太深，二是申请课题以后，对于研究选题的变化会有很多限制。

但是，沈志华老师有一个观点，现在资源很多，从官方到民间，从国内到国外，既然国家的经费您不愿意接受，那么为什么不选择从民间、国外去获取资源呢？

郑也夫：其实我不愿意申请国家课题的理由，不止两个，还有一个，我认为社会科学的很多研究不需要太多资金。比如哲学研究，需要那么多资金干什么？我不能明白。还有隋唐史一类的研究，申请大笔资金有什么用？除非是要去搞考古，否则，买点图书也用不了多少钱，那些剩余的资金都干嘛用了？

同样搞社会科学研究，国家提供的项目经费的数额大大超过了需要，仔细看一个个课题，需要那么多钱吗？根本不需要，这是地地道道的腐败，这是我不申请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只是你所说的水深，那只是一个表面原因，最初的时候，我曾观望过，看是不是要申请课题，后来发现申请要托各种关系，就算了。

沈志华要搞很多档案，要花钱买，这可能需要大笔资金，为此，他可能在系统外解决钱的问题。但多数课题，如果仔细看的话，都是地道的腐败。

至于那些体制外的资源，也需要走程序才能拿到，走程序挺累的，而且那些体制外的资源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再说，可以做需要钱的研究，也可以做不需要钱的研究，那我就做不需要钱的研究。

徐书鸣：但作为学者的同时，您还是老师，也在带学生，他们很缺资源，这时候，项目可能就比较重要了。

郑也夫：我之所以一直坚持不申请国家课题，就是因为我越来越认清了一点：没钱肯定有它不利的一面，但是总体而言、相对来说，没钱要比有钱好一些。有钱的负面影响更大，特别是对学生来说，有钱的不利影响更大。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世风很坏，钱会腐蚀人，这很好理解。当初是想做课题，做了课题以后，发现还可以拿这么多钱，那就把赶紧把手上的课题做完，然后再做一个，课题申请的目的就异化了，它成了挣钱的手段，本来是钱要伺候课题，后来是课题来伺候钱，这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人都有欲望，人性是有弱点的。

现在很多老师带着很多学生做课题，老师拿大头儿，学生也跟着分点钱，从老师这儿开始，就是在对付课题，学生也跟着对付，久而久之，学生就染上了这种极坏的习惯，哪里是认真做课题呢？我带过一个学生，考到了另一所学校，跟着一个老师，我问他近况的时候，他说，日子过得很没劲，钱倒是不少，但天天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净跟人一起做课题、鬼混了。

总体而言，没有钱，认真地做研究，不想钱的事，稍好一些，所以我自己是这么选择的。我的学生跟着我也都这样。有时候，有些学生也会跟别的老师的课题走一走，到地方做个调查，但毕竟是别的老师，自己的老师没钱。

二是学术研究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题目的选择最关键，也最微妙，就算选完了题，也不意味着选题的过程就结束了。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中，不是说选了一个题，就能一直做到底，完成作品，经常会发生这类情况：选了一个题后，往前蹚几步，付出了一些劳动和时间成本后，就不做了，为什么不做了？可能有种种考虑，比如选题的时候考虑不周全，不适合做、做不动、价值不大或者事情有了变化，甚至会是因为有更好的、价值更大的题目要做，对这个题目，研究者更有兴趣，都会把原来的题目扔掉。

如果说课题研究是自己做主，换也就换了，有什么新鲜的？就像吃水果一样，一种水果不爱吃，可以换别的，不吃橘子了，吃苹果，但是申了课题的话就不成，拿了人家的经费了，也跟相关机构签了合同，它拴着你，让你不能再搞别的东西去。我不受这种约束，始终能按自己的兴趣走。兴趣这个事情，有时候是有缘分的，不是计划的，偶尔撞上了一件事，灵感发生了，对某个议题产生了兴趣，但如果申请了课题，有兴趣也没工夫做，时间让课题占走了，被别的课题拴住了，不了结能成吗？拿这么多钱，让研究者没了自由。

我就是一个游击队员，始终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高兴做的就接着做，不高兴做的就不做了，去玩别的，没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