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流亡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命运模式

【编者按】东方历史评论网站正在连载“流亡者”专题，再也没有比萨义德在BBC的这篇演讲作为这一专题的终结篇了：“对于受到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即使不是真正的移民或放逐，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

知识分子的流亡

——放逐者与边缘人

撰文：萨义德

流亡是最悲惨的命运之一。在古代，流放是特别可怖的惩罚，因为不只意味着远离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无目的的游荡，而且意味着成为永远的流浪人，永远离乡背井，一直与环境冲突，对于过去难以释怀，对于现在和未来满怀悲苦。人们总是把流亡的观念和身为麻风病患、社会及道德上的贱民这些可怕的事联想到一块。在20世纪，流亡已经从针对特定个人所精心设计的、有时是专一的惩罚[如伟大的古罗马诗人奥维德（Ovid，B.C.43-A.D.17）从罗马被远远流放到黑海边的小城]，转变成针对整个社群和民族的残酷惩罚，而这经常由于像战争、饥荒、疾病这些非个人的力量无意中造成的结果。

亚美尼亚人就属于此类。亚美尼亚人是个杰出的民族，但经常流离失所。他们早先大量居住于地中海东岸[尤其是在安那托利亚（Anatolia），即土耳其的亚洲部分]，但在遭到土耳其人种族灭绝式的攻击后，蜂拥至贝鲁特、阿勒坡（Aleppo，位于叙利亚西北部）、耶路撒冷、开罗附近，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革命动荡中再度被迫迁徙。长久以来我就对那些被放逐或流亡的大社群深感兴趣，他们就居住在我年轻时视野所及的巴勒斯坦和埃及。那里当然有许多亚美尼亚人，但也有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这些人一度定居于黎凡特（Levant，从希腊到埃及的地区，其中包括了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并在那里打下富庶的根基，培育出像贾贝斯、安卡瑞提、卡瓦菲（Edmond Jabès，Giuseppe Ungaretti，Constantine Cavafv）这样的杰出作家。但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1956年苏伊士战争后，这些富庶的根基遭到野蛮的摧残。对于埃及和伊拉克的新民族主义政府以及其他的阿拉伯世界来说，象征着欧洲战后帝国主义的新侵略的外国人被迫离去；而对于许多古老社群来说，这是特别难受的命运。有些适应了新的居住地，但许多可说是再度流亡。

有一种风行但完全错误的认定：流亡是被完全切断，孤立无望地与原乡之地分离。但愿那种外科手术式、一刀两断的划分方式是真的，因为这么一来你知道遗留在后面的东西就某个意义而言是不可想像的、完全无法恢复的。这种认知至少可以提供些许的慰藉。事实上，对大多数流亡者来说，难处不只是在于被迫离开家乡，而是在当今世界中，生活里的许多东西都在提醒：你是在流亡，你的家乡其实并非那么遥远，当代生活的正常交通使你对故乡一直可望而不可即。因此，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处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人。精于生存之道成为必要的措施，但其危险却在过于安逸，因而要一直防范过于安逸这种威胁。

奈保尔的长篇小说《河湾》（V.S. Naipaul，A Bend in the River）中的主角沙利姆（Salim）就足现代流亡知识分子的一则动人例子。他是祖籍印度的东非伊斯兰教徒，离开海岸，旅行到非洲内陆，在一个新国家中历尽苦难仅以身免，小说中的新国家以蒙博托（Mobutu Sese Scko，1930-1997）所建立的扎伊尔（Zaire）为原型。奈保尔具有小说家非比寻常的敏感，能把沙利姆在“河湾”的生活描绘成类似无主的土地，前来这片土地的有担任顾问的欧洲知识分子（接续殖民时期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传教士）以及雇佣兵、牟取暴利之徒、其他第三世界流离失所之人；沙利姆被迫居住其间，在愈来愈混乱的情势中逐渐丧失个人的财产与人格。小说结尾时——当然这是奈保尔引人争论的意识形态的论点——甚至连本地人在自己的国家都已经成了流亡者，而统治者“大人”的随兴之举荒谬不经，难以捉摸，奈保尔有意把他作为所有后殖民政权的象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段期间，广泛的领土重新划分造成了大幅人口移动，例如在1947年印巴分治之后迁移到巴基斯坦的印度伊斯兰教徒，或在以色列建国时为了容纳来自欧洲、亚洲的犹太人而被大举驱散的巴勒斯坦人；而这些转变也造成了混杂的政治形式。在以色列的政治生活中，不仅存在着犹太人大流散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Jewish diaspora），也夹杂着与之竞逐的巴勒斯坦人的流亡政治（politics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n ex-ile）。在巴基斯坦和以色列这些新建立的国家中，晚近的移民被视为人口交换的一部分，但在政治上他们也被视为以往被压迫的少数人而现在能以多数人的身份居住在自己的新国家。然而，新国家的划分和分离主义的意识形态非但没有解决宗派的争议，反而使之重新燃起，并且经常愈演愈烈。我在这里谈的主要是大都未获接纳的流亡者，像是巴勒斯坦人、欧洲大陆的伊斯兰教新移民，或英国的两印度黑人、非洲黑人；这些人的存在使得他们居住的新社会原先认定的单一性更形复杂。因此，以为自己是影响流落异地的民族社群的大局之一分子的知识分子，可能不是同化和适应之源，反而成为动荡不安之源。

这绝不是说流亡者不会产生适应的奇迹。今天美国独特之处在于近来的总统行政体系中有两位高层官员曾是流亡的知识分子（根据观察者的不同角度，可能现在依然是流亡的知识分子）：基辛格（Henry Kissinger，1923- ）来自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K.Brzezinski，1928- ）来自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此外，基辛格是犹太裔，这使得他处于极怪异的处境，因为根据以色列的“回归基本法”（Basic Law of Re-turn），他有资格移民以色列。然而，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二人至少表面上看来完全把才智奉献给他们移居的国家，结果他们的名声、物质上的收获、在美国及全世界的影响力，比起居住在欧洲或美国的身处边缘、默默无闻的第三世界流亡知识分子，真是不可以道里计。这两位杰出的知识分子在美国政府服务了数十寒暑，现在成了一些公司和其他国家政府的顾问。

如果回想起其他流亡者，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舞台认为是西方命运之战、西方灵魂之战，那么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也许在社会上就不会像人们所认定的那么特殊了。在这场“好的战争”（good war）中，美国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也庇护了一代的学者、艺术家、科学家，这些人逃离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前往新的西方帝国的中心。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中，有一大群极杰出的学者来到美国。他们中有的人，如罗曼语的历史语言学大家和比较文学大家史毕哲（Leo Spitzer，1887-1960）及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以他们的才华和旧世界的经验丰富了美国的大学。其他如科学家泰勒（Edward Teller，1908- ）和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1914-1972）加入了冷战的行列，成为献身于武器和太空竞赛中赢过苏联的新美国人。战后这种关切笼罩一切，以致最近揭露出在社会科学中有地位的美国知识分子，设法争取以反共著称的前纳粹成员来美国工作，成为这场伟大圣战的一分子。

政治上骑墙（political trimming）这种很隐蔽的艺术（不采取明确直场却生存得很好的技术）以及知识分子如何适应新的或凸现的主宰势力，是我下两讲的主题。这里我要集中于相反的主题：因为流亡而不能适应，或者更中肯地说，不愿适应的知识分了，宁愿居于主流之外，抗拒，不被纳入，不被收编。但是，首先我得提出一些初步的论点。

其中之一就是流亡既是个真实的情境，就我的目标而言也是个隐喻的情境。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我对于流亡的知识分子的诊断，来自本讲开始时有关流离失所和迁徙的社会史和政治史，但并不限于此。甚至一辈子完全是一个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都能分为所谓的圈内人（insiders）和圈外人（outsidcrs）：一边是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合或异议，这些人可称为诺诺之人（yea-sayers）；另一边则是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况加以解说——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对这个隐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无法回到某个更早、也许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可悲的是，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

其次，作为流亡者的知识分子倾向于以不乐为荣，因而有一种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满意，别别扭扭、难以相处，这种心态不但成为思考的方式，而且成为一种新的，也许是暂时的，安身立命的方式（我在表示这种看法时，甚至自己多少也吃了一惊）。知识分子也许类似怒气冲冲、最会骂人的瑟赛蒂斯（Thersites，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一位丑陋的希腊士兵，在特洛伊战争中嘲笑阿喀琉斯被杀）。我心目中伟大的历史典型就是18世纪的强有力人物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 1745），1714年托利党（the Tories）下野之后，他在英格兰的影响力和威望一蹶不振，流亡爱尔兰度其余生。斯威夫特几乎是位尖酸刻薄、忿忿不平的传奇人物——他在自撰的墓志铭中说自己是忿愤不乐（saeve indignatio）——愤怒、不满于爱尔兰，却又为爱尔兰抵抗英国的暴政；他傲视群伦的爱尔兰作品《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和《布商的书信》（The Drapie's Letters）显不了这颗心灵从这种具有滋长效果的悲痛中生气勃勃地发展，更从中获益。

就某个程度而言，早期的奈保尔也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流亡者。这位散文家和旅游作家偶尔住在英国，但一直飘泊不定，重赴加勒比海和印度寻根，在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瓦砾堆中筛选，无休止地评断独立国家和新的真信者（ncw true believ-ers）的幻想与残暴。

比奈保尔更严苛、意志更坚定的流亡者则是阿多诺（Thc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他是个令人生畏却义极具魅力的人物，对我来说，他是20世纪中叶具有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的良心，终其一生都在与各种危险周旋、奋战——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西方大众消费主义。奈保尔出入于第三世界的故乡；阿多诺则不同，他是彻头彻尾的欧洲人，完全由高等文化中最高等的成分塑造而成，包含了哲学、音乐[他是柏格（Alban Berg，1885-1935）和勋伯格（Arnold Seboenberg，1874-1951）的学生和崇拜者]、社会学、文学、历史、文化分析方面惊人的专业能力。阿多诺自部分犹太背景，住1930年代中期纳粹掌权之后不久便离开了祖国德国，起先到牛津研读哲学，写出了一本有关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的极深奥难懂的书。他在那里的生活似乎抑郁不乐，因为周围都是一些日常语言哲学家和实证主义哲学家，而他自己则是具有斯宾格勒式的忧郁和最典型黑格尔式的形而上辩证法的哲学家。后来返回德国一段时间，成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the Uni-vcrsity of Frankfurt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的一员，但为了安全之故心不甘情不愿地逃往美国，起先住在纽约（1938-1941），之后住在南加州。

虽然阿多诺于1949年返回法兰克福，重任教授，但在美国的岁月永远为他盖上了流亡者的戳记。他厌恶爵士乐和所有的通俗文化，一点也不喜欢当地风景，似乎在生活方式上刻意维持他的保守风格；由于他所接受的教养是马克思一黑格尔的哲学传统，所以美国的电影、工业、日常生活习惯、以事实为根据的学习方式、实用主义，这些具有世界性影响力中的每一项都触怒了他。自然，阿多诺在来美国之前就很有成为形而上流亡者（metaphysical exilc）的倾向：已经极端批判在欧洲被当成是布尔乔亚的品味，例如他的音乐标准根据的是勋伯格出奇艰深的作品，并断言这些作品注定曲高和寡，知音难觅。阿多诺所表现出的悖论、反讽、无情的批判显示他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同样地厌恶、痛恨所有的系统——不管是我们这一边的系统，或是他们那一边的系统。对他而言，人生最虚假的莫过于集体——他有一次说，整体总是虚假的——他接着说，这种情况更增加了下列事物的重要性：主观、个人意识、在全面受到掌理的社会中无法严密管制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