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新作反思书生命运 众家论知识分子百年孤独

《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

活动现场

近日，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推出新作《忍不住的“关怀”》，试图重构1949年巨变前后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在新书出版之际，一场深度思想沙龙“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5月11日在清华大学举办，周濂、金雁、杨奎松、杨念群、许知远、雷颐出席。

在杨奎松看来，对于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个最大的历史悲剧就是，他们是最早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一群人，自认为最了解政治大势，最后却在政治场中最不知所措、动辄得咎、受人轻视。张东荪、王芸生、潘光旦，便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当一个庞大的集体要求你服从时，如何自处？写作新书时，我觉得最大的悲剧，是有意或无意在做伤害他人的事。”

他说自己看了影片《悲惨世界》非常触动，想起了在政治狂飙年代遭处决的一位狱友，“人本质上不见得都是坏的，但是如果我们用一种敌我观念，用一种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会发现整个社会会出现一个分类，那么好坏会变成经纬分类的分水点”；“作为历史研究学者，我应该说我是对很多事情是悲观的，我不认为我们能够马上改变很多现状，我也不主张我们要过急的通过急尽的方式改变，因为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前面很多的急尽试图改变整个社会的方式，他所带来很多是负面作用”。

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到底有没有知识分子？这是同为历史学家的杨念群提出的问题。他指出，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与古代“士”的角色是相当接近的，在我们认为比较不错的王朝年代，实质上是帝王本身的态度决定的，“如果帝王不跟你共识的时候，那么知识分子永远是帝王的附庸。所以有人说儒教就是宗教，我非常不赞同，儒家本身是非常世俗的问题，如果你把他看成宗教，就是那种你内在的卓越性，怎么可能用内在的东西来实现所谓的反省和批判地目标呢？”

同时，他指出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是在艰苦条件下的内心孤独感的承受力，“中国没有真正的隐士，江湖是一种姿态，当他当隐士的时候，他希望最大的感召就是皇帝把我召回去，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内心的问题”；我们看待历史，能否从人的生命考虑，而不是仅仅从国家富强和民族大义的普遍性框架区别理解历史本身？不管是不是知识分子，我们都应该建起评价这个世界的真正反思的系统，“理解知识分子现在中国的处境，如何建立真正群体界限，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理想主义越强烈，按照自己的模式改造世界，希望规划他人人生，替民作主的愿望就更加迫切，对权力的渴望就更加大”苏俄和东欧历史研究专家金雁这样说道，她谈到了在政治运动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与苏俄相似，“60年代末人民已经私下相信意识形态的学说，那个时候政治笑话满天飞，已经觉察两种语言，面对麦克风的叫做党语，这个语言是在面对公众的时候自然的语言，是一种生动的废话，或者是毫无意义的话，老百姓私底下不会用这样的语言对话。总的来说，俄国人形成了双重的人格，俄国知识分子面临的环境跟中国相比没有这么封闭。”对于知识分子在运动年代的人格表现，她回顾了家庭的遭遇，“父亲说你不要拿你们现在的环境来要求当时的我们”。

社科院的雷颐教授指出知识分子面对学术与政治的矛盾，他同样以俄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为例，“他们宁愿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当一个工程师，也不愿意流亡当白俄，那这个情景到1949年之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就面临这种选择”。在他看来，中国知识分子是“百年孤独”，既得不到民众的信任，也得不到政权的信任。

最后发言的许知远，谈到了米沃什于50年代所写的《被禁锢的头脑》，指出应当警惕和反思新的禁锢，“过去10年里，世界经济给我们带来一些转变，我也看到了精神上的规划，我觉得现在是结合市场的力量，很多知识分子也是年轻人放弃去承担自由的渴望，这么多人去考公务员希望成为庞大系统的一部分，这都是非常大的精神危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