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也夫：中国知识分子的嘴是怎么被堵上的

课题经费：给学者一点糖果堵嘴

郑也夫：从深层来看，课题经费实际是犯法的，它是腐败，国家为什么要给这么多经费？就是让学者跟政府一块腐败，拿了这个钱，知识分子也就没资格腐败了。

有一次，某中低级政府的官员办了个班，让我讲课，课上说到了官僚的腐败问题，有一个年轻的公务员提了个问题，他说，我对官场的腐败的理解以偏概全，是打倒一大片，我给他做了解释，但是他没服气，下课以后，他和另外一个人过来，继续跟我交换意见，他说，他自己就是官场的人，他能占到什么便宜呢？也就能跟着吃顿饭，人家不会向他们行贿，因为他们的职位太低，没有决定权，人家明白贿赂他们是没用的。像他们这样的最低级的公务员，数量不少，不要以为是个官员就能腐败，他们并非一点没沾，吃喝有，别的就没有了，这不是因为他们廉洁，是因为没这个权力、机会。他说，公务员腐败有风险，教授腐败却没有任何风险，差不多是个副教授就可以申请很多课题，这也叫腐败。只是学者去报销，可以包装得很好。

我觉得这个话真是一针见血。现在提反腐败，为什么不反学术界的腐败？为什么不反官员子女的教育特权？还有很多误区都没反。我为什么不申请课题费，你应该换一个问法：你为什么不腐败？因为我有洁癖，就这么简单。

我还没有这样渺小，为挣点小钱，非要腐败不可，靠我的劳动也能挣到我所预期的钱，我有欲望，就多劳动两下，为什么一定要去腐败呢？是民脂民膏。不能说所有，但是大面积的课题腐败是存在的，甚至可以说，差不多所有社会科学的课题都不需要申请这么高额的资金。如果把近几十年来的课题费和课题成果认真验收一下的话，就会看到学术界腐败到了何种程度。

徐书鸣：也就是很多学者的劳动和他们所获得的报酬是不成正比的？

郑也夫：说得不到位。有的研究，不管你做得多高明，不是说不需要钱，但是不需要花很多的钱。而国家之所以要这样设定，提供这么多经费给学者，它的微观原因有很多，从宏观上来说，有点阴谋论的意思，是在八十年代末的运动结束以后，让学界跟着一块腐败，给他们一点糖果堵嘴。

徐书鸣：关于当下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除了课题问题以外，还有一个批评的声音是，对他们的评价，当今社会主要以行政级别和舆论知名度为标杆，尤其是后者，这两年尤其严重，有人曾提出，这几年稍有名气的学者都在被各类媒体过度地消费，没有新的想法了，对此您怎么看？

郑也夫：我不关心评价，我不参加评价，我不被评价，别人也甭评价我。学校系统里，有时候会评个优秀教师之类的，负责的人看我要退休了，就问我，要不要把我也报上去。我说，你没看到我的言论吗？我不接受这个，我不接受体制内的评价和奖励。现在中国没有像样的评价体系，我不在此浪费时间，不接受你们的评价，也不评价你们，独善其身，有那个工夫我干点别的去。

至于其他学者，他们有权利去成为一个自己想成为的人，只要在他的教学单位里，他是及格、称职的就行，多余的时间，他愿意干什么都可以，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谈不上是多么得敬业。

本质上来说，人是有选择自由的，只要本职工作是合格的，别人就没什么好说的。如果你跟他是铁哥们，你可以跟他说，让他还是在某些方面专一地发展更好，要不然会浪费精力，东一下、西一下，不合适。如果不是铁哥们，你管得着吗？他就愿意这样东一下、西一下的。

而且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本职工作可以花很少的时间就糊弄过去，这件事你怎么说呢？你跟他单位说？你管得着别人单位的事吗？人家单位里，很多人可能都是这么鬼混的，没法下嘴，不知道说哪儿合适，说他，你说得着吗？说他单位，你说得着吗？这类事情比比皆是。我不为那些事操心。

“宽进”就必须“严出”

徐书鸣：06年的时候，您曾写过一篇“提高社会学毕业论文质量座谈会的记述”，主张对学生论文实行“严出机制”。

郑也夫：建议每个系每年最起码枪毙一个。

徐书鸣：现在“学历军备竞赛”的体制下，学生也是被裹挟其中。我经常听到这类说法，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他们的确无心学术，但环境要求他们必须有个学历，所以他们读研了，老师严格的学术指导反而占用了他们预备去实习、找工作的时间，对于这些人，指导的方式是否可以灵活些？

郑也夫：怎么叫灵活？合适不合适要考虑到他们心理？一个规矩的出台导致了一些人受到了管束，这些人的心理可以决定规则吗？

本来只有水平达标、及格了，学生才能毕业，否则就不能毕业，这就像工厂的产品生产，它有质量检查员，经检查产品合格了，它才能到大市场上去卖，如果不合格，那就是废品、残次品，要重新加工或者淘汰。一个学校为社会提供毕业生，给毕业生提供学历证明，就像一个产品，要是不合格的话，就不能走到家庭和消费者手里，培养的学生也得够格了，才能进就业市场。

不同学校有不同学校的标准，但每个学校都是一个符号，就像某个品牌似的，北大得有北大学生的质量，黑龙江大学要有黑龙江大学学生的质量，要达到别人对你的品牌期待，让他们对你学校的毕业生满意，不能因为学生心理上的不如意，就改变毕业的审核程序，学校没必要理会这些，因为它要出产产品，它的学生就必须达到一定水准才行。

80年代，大学的招生数量非常少，高考的竞争太激烈了，十个人考一个，考上的人基础智力是非常好的，它是竞争的结果，这种情况下，应该不应该在毕业的时候好好检查呢？道理上是应该的，可是因为大学生的基础智力都很高，毕业生达不到标准的人太少了，所以，不知不觉地走成了一个“严进宽出”的大学培养机制，它有实质的合理性，但从形式上说是不对的，学生毕业还是要检查的，水平够就够，不够就不够，只是因为当时进厂的原料太好了，生产的产品大多数都够格，所以这个程序就丢掉了。

现在的形势已经大变，上大学是“宽进”，“宽进”就必须“严出”，不然就乱套了。别的国家从来是“宽进”的，因为教育机构的师资比较富裕，比较容易进，但是毕业审核是非常严的，比如美国，进大学的人数很多，但有50%的人拿不到学历，没毕业的学生也不较这个劲，因为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学校不给学历，他也没有办法。念了一两年，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这块料，学生就会到社会上打工、找工作，退学，不会跟学校较劲。大批的学生到学校体验了之后，如果觉得学习很艰深，自己学不动，就不玩了。

只有中国学校，“宽进”还要“宽出”。学生要求宽大的心理是没有道理的，那是诡辩。让他们糊弄过去，学校是在砸自己的牌子。

如何成为社会的革新力量？

徐书鸣：那次会议上，有个问题因为时间关系，您们没能展开讨论，即很多社会科学的学生以“理论替代经验”，对理论过于偏好的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呢？

郑也夫：你的理解有点偏差，有几个同学能学懂真正的理论？我指写论文的时候，不要过于强调理论，过于强调理论的结果就是不能兑现，学生是达不到那么高的理论水准的。所以我指导论文的时候，倡导学生把调查搞扎实了，鼓励他们去发现事实，不要把重心完全放在理论上，做无用功。因为搞调查是一个比较容易成功的，也对社会有一定助益的研究方法。

我倡导调查，并不意味着我轻视理论，我是最热爱理论的，但不是说我热爱理论，就要鼓励学生去做理论，很多人不是这块料，怎么做？举个例子，有人问，理论物理学家厉害还是实验物理学家厉害？那绝对是理论物理学家，实验物理学可从来没有产生过爱因斯坦、波尔这样的人。可是，现在的物理学界，实验物理学家有很多，理论物理学家却很少，绝大多数人要是去学理论物理的话，忙一辈子也一无所获，做实验物理学，在实验室里做很多实验，常常能发现些新的现象，如果是你，你选哪个？能做好的理论，这是件极好的事，只是您做得了吗？您是这块料吗？所以作为老师，就不要忽悠所有同学做理论物理学，世界几十年才能出一个爱因斯坦这样的人，教学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对社会还有意义。因为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很重的，老师说谈理论的论文才是好论文，这样很容易误导学生。

徐书鸣：您有个代号：“超龄愤青”，最近有媒体报道，对您的描写也是“一直在愤怒”，这种批判的态度是怎么影响您的学生的？

郑也夫：每个人做事，还是应该从特定的理想、理念出发，可能在社会的实践中，有些人逐渐走向了外圆内方，然而，假使一个人刚出场，内外都很圆滑，那么，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力量该从哪里来？因为圆滑的生活态度会让个人很适应社会，也就发现不了社会上需要改造的东西，他也就无法成为革新的力量。

当一个人带着个性进入社会的时候，能自然的状态去观望外界，能发现社会中异化的东西，这促使他努力尝试要改造社会，这是个人的出发点。如果一个人的出发点就是适应社会，他只会与社会的黑暗面同流合污。

我不怎么教育学生，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道路，比如A想入党，我教育他，说这对还是不对，有必要吗？这是他自己的政治选择，我怎么做事他看得见，教育有什么用？你的行动如果对他没有产生影响，你的话语就能产生影响吗？

老师在做，学生在看，做是沉重的，要买单的，我拒绝申请课题，我就没钱，我做都做了，还用得着跟学生说：“你也不要申请课题，不要入党”？个人有个人的选择。

中国的学术派系是“近亲繁殖”

徐书鸣：您曾撰文批判过当下中国高校行政化的问题，对此，也有人提出过“教授治校”，民主治校的措施，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郑也夫：我没有兴趣讨论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现状已经高度犬儒化了，我也没有忽悠“教授治校”，现在什么人都能当教授，如果搞“教授治校”的话，他们一选举，就把我开除了。

徐书鸣：为什么会把您开除？

郑也夫：你得问他们了，有的学校，一半以上的教师都是这个系的祖师爷的学生，它的招聘制度极不合理，从学术能力、道德品质上来说，被录取的老师往往是一无可取，只是在拉帮结派，所以你在这儿工作，如果不跟他们拉帮结派，还唱点不同的声音，他们就会把你开除。

“教授治校”的基础早就不存在了，因为它的前提是有合格的教授，现在的教授大多不够格，它是高校长期行政化导致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