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是可能的吗？知识分子学理之争真想

阅读是一种私人行为，也可以成为一种公共行为。同时阅读一本书，就意味着我们通过这本书建构了一个暂时的精神共同体。我们从不同的阅读角度审视和解读这本书的思想，这是交流和争辩最好的语境。相反，如果不存在这样一个想象的阅读共同体，争辩就会存在理解的差异和交流的困境，想要达致一种共识就难上加难。

回顾2013年思想界，有两场争论不得不提，邓晓芒与刘小枫的“学理之争”是其一；其二是杨奎松批评汪晖不懂《毛选》就不要轻论党史，然后就有人把质疑杨奎松的著作《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的文字翻了出来。有网友指出他著作百余处硬伤后，杨撰文回应承认某些错误，但他同时希望他的回应也能够给挑错的网友留下一些教训，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学者。再有道理的学术批评，真正能够让自己获益的方法，也必须在严守学术标准，和与人为善的基础上，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这种观点与他批评汪晖著作的态度有反差。我们可以看出，2013年学界的这几场争论其实都是以学理与学术的名义开始。而这些学界争论大都无始无终，因为缺乏对共同问题的关注，缺乏对某些基本共识的认同。

从争论到争论

基于共识的争论，美国制宪会议是个好例子。1987年在美国费城议会大厅，55位各州利益的代表用127天的时间不停地争吵与妥协，最终捧出一部成文的美国宪法。美国历史上的这个重大时刻，被后人无数次铭记缅怀，反复称颂，美国著名传记作家凯瑟琳·德林克·鲍恩在《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 （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版）中采用了非虚构的创作手法，还原了当年制宪现场剑拔弩张的争论场景。

当年参加制宪会议的代表们，实乃“各怀鬼胎”。他们参加会议的目的当然是想建立一个“平衡的政府”，以此互相制约与监督，但想要达到符合每州的利益谈何容易。这样的政府需要一部可靠的联邦制宪法，这是当年美国形成的共识，在此基础上的争论总会有的放矢。

反面的例子是著名的哈耶克与凯恩斯之争。《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著的《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3月版）一书为我们梳理了这两位经济学家肇始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要市场还是要政府的争论。这两位大牌的经济学家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哈耶克是刚到伦敦的青年经济学家，凯恩斯瞧不上这个外来户，一开始甚至不屑理会，但随着哈耶克步步紧逼，这位傲慢的贵族学者被激怒了。后来有经济学家总结这场1931年到1932年的争论时说，哈耶克与凯恩斯之间的辩论，一点也不像大论战，双方都想极力攻击对方，仅此而已，并没有持续的、深思熟虑的、富有洞见的观念之间的交流，就像两个顽童之间的无知对打。诸位想象一下几乎改变20世纪经济发展路径的学界争论是这副模样，恐怕也会有点哭笑不得。

共识的可能性

学界的争论，通常没有寻求共识的目的，只有争论致胜的目标。就如同2013年中国学界的争论，因为缺乏一种基本的共识和底线，大部分争论沦为意气之争。秦晖的论文集《共同的底线》（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版）值得称道之处就在于，他的思考都是从现状出发，从自身的问题出发，从最基本的概念梳理出发。就算他借用了西方学界的很多概念，但是这些概念已经失去了原本西方场域内的意义，他引入的是概念的空壳，填充的是我们自身的文化语境。他对各种常用概念进行了有效而直接的清算，目的只有一个，想在我们的场域内重新界定争论的意义，寻找达致共识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