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在什么条件下暴力成为最佳策略

因为，如果最大化有个头，就不再是最大化了。最大化必须被理解为把时间量考虑在内的“贪得无厌”、“得陇望蜀”的无穷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的行为，否则所谓长期利益等等问题就难以理解。不断的最大化几乎就是要获得一切和全部（最大化只不过是比较学术和比较冠冕堂皇的说法）。这个欲望本身就很疯狂，尽管最大化过程中的每一次行动或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理性的，但这个总过程却是疯狂的。由一个一个理性的行动形成非理性的总体，这正是最大化的内在悖论。更深入地说，无限的最大化远远不止是“欲望”——“欲望”这个说法太过心理学——而是一个“事业”的目的本身，就是说，最大化这样一种思维/行动方式不仅仅是一个愿望和冲动，而是做这件事情本身的目的，最大化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最大化，最大化这种方式意味着必须要做到最大化，否则就是失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个事业。它不是想不想做的事情，而是做了就必须这样做，做不到就是错误。在哲学上，它既不属于“自然如此”（tobe）也不属于“应该如此”（oughttobe）的范畴，而属于“要求如此”（tobemeanttobe）xix。尽管人们总是现实主义地考虑最大化的具体目标，但这无非是以一步一步的现实主义步伐走出一条理想主义的非理性道路。理想主义都是非理性的，而且都是理性想出来的，悖论性就在于此（康德在讨论理性导致的二律背反时就已经暗示了这种结构）。

不仅是我们的利益最大化思维/行动方式导致非理性的结果，我们所追求的利益往往也是非理性的。而且许多利益被认为是决不可放弃的东西，这又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我们不得不考虑到什么是可以让步的，什么是可以忍受的这样的问题。尤其当把文化、价值观等计算为利益的一部分，就会发现许多不可让步的东西。因此，理性的思考方式并不能保证理性的结果。这里的问题有些类似一个关于逻辑推理的问题，我们知道，如果前提不正确，即使推理正确，结论也会是错误的。正确的推理相当于理性思考，而前提相当于利益、价值观和文化要求等等。

在这个高威胁时代，盲目乐观和一时冲动而采取暴力的情况在理论上一定会越来越少，但是作为理性计算而决定的暴力行动却似乎在增加，至少没有减少的迹象。以极小代价取得极大胜利的海湾战争开创了理性化暴力的时代。虽然9.11以它的不择手段的暴力而轰动，但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后9.11世界，它只不过是这个理性化暴力时代的一个特别显眼的例子而不是分界线。海湾战争更有资格作为一个分界线，海湾战争克服了越南战争的阴影，而越南战争曾经使人们感到即使像美国那样强大的国家也不值得卷入一场局部战争。海湾战争使人们重新意识到，假如力量足够强大，那么暴力行动的结果是可以理性地计算的，于是，暴力不再是冒险，不再是理性的一个禁忌，而是一个纯策略，就是说有这样一个理性思维模式：如果暴力被计算为占优策略，那么就没有理由不使用暴力。这个理性化暴力时代意味着暴力行动经常性地成为某一方或双方纯策略上的最佳策略，暴力行动成为理性计算的必然结果。在必然的纯策略面前，道义的影响力是相当弱小的，9.11作为反美组织的一个“有效的”应对性策略，它已经根本不考虑祸害平民的道德问题了。可以注意到，在实际上，关于暴力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与策略有关的问题，其次才是一个有关道德批评的问题，尽管从哲学的理论习惯上看是相反的，即首先是道德问题而后才是别的问题。这种差别在于，理论总是理想化的，而实践总是策略性的。在理论上说，暴力终究是坏的，诸如9.11这样的行动终究是不可理喻和不可原谅的，但是在实践策略上则容易理解——对于恐怖分子来说，还有什么更有效达到吓唬美国人的办法吗？

今天世界这个无比危险的局面来自两个非常简单的原因：一个是“利益最大化”这一思维模式的滥用。利益最大化思维必须是在一个有着良好制度和规则的市场或游戏里才是有着积极作用的，假如这样一个健全的市场或游戏并不存在，利益最大化的思维和行动就变成最危险的不择手段的“霍布斯文化”而不会是“洛克文化”的局面xx。在规则尚未存在的地方，其逻辑要求是对话而不是比赛。因此，在有规则的情况下，最好的思维是经济学的，在规则还没有成立的情况下，最好的思维是政治学的；另一个原因是，原教旨主义对普遍主义的局面。这两者是本质相似的，在力量比较弱的时候，普遍主义就收缩地表现为原教旨主义；力量强大时，原教旨主义就表现为普遍主义。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坚信自己的那个主义是最好的并且是唯一最好的、普遍有效的、必须被推广的。可以想象，让步在这里是何等困难，因此亨廷顿才会担心文明的冲突（不过亨廷顿把中国也考虑为一个危险因素是不正确的，中国文化虽然也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和普遍有效的，但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唯一最好的，因此中国文化只是非常和平的“兼容的普遍主义”）。普遍主义或原教旨主义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它在价值观上绝不让步，拒绝了“讨价还价”这一必要的交往机制，这样必定使得有太多的东西都被定义为忍无可忍的，冲突当然难免。普遍主义并不一定就是霸道的，例如中国文化其实也有普遍主义的倾向，但又很愿意接收“他山之石”，因此应该是一个有利于文化丰富发展的“兼容性的普遍主义”模式。西方的普遍主义所以暗含霸道，是因为它是宗教化了的普遍主义（这是希腊精神后来加上基督教精神）。基督教虽然是最成功的宗教，但它有一个危险的基本思想结构“上帝和信徒对魔鬼和异教徒”，因此，去发现精神上的敌人正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义务xxi，至少在逻辑上说是这样的。这个精神义务是普遍主义成为霸道主义的一个条件。这里我们并不想太多地进入文化批评。

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使得暴力不成为任何一方的最佳策略。作为对策出现的相应问题就是“对话”问题。在这里我不打算讨论对话理论，但愿意指出一个避免暴力转向对话的基本条件，即必须有一条“反最大化原则”：自己的一个最大化策略不能使得别人可能选择的策略中除了暴力对抗以外全都是下策，或者说，只能让自己获得“最大最小利益”，同时让别人获得“最小最大利益”。大概相当于给人留余地的原则。尽管这仍然存在着不公平的情况，但这种不公平是可以对话的，它将使人们为不公平而永远对话下去——所以将永远对话下去是因为不公平将是永远的。尽管没有人知道这样对话是否能够达到公平的结果，但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在博弈中暴力对抗对于双方都终究是坏的，而公平合作共同发达这一帕累托改进又一时做不到，那么，在对话中继续正常生活便是唯一可指望的均衡解了。这个均衡解应该是个纳什均衡。

假定人人的ID都是理性的利益最大化者，那么，纳什均衡几乎是个必然结果。纳什均衡相当于说：在一个博弈中，每个人的策略选择分别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优的，因此没有人愿意也没有人敢打破这种均衡。或者说，我的最优策略是既定的，同时你的最优策略也是既定的，这两者互为条件，结果，假如单方面改变策略就或者吃亏或者无利可图，因此人们失去改变策略的积极性xxii。按照张维迎的说法，就是个“僵局”。总之，人们的选择总要导致纳什均衡，因为指望形成帕累托改进是非常不可靠的。通常的情况是大家都占不到大便宜，不可能“皆大欢喜”，可是也都不吃亏。“不吃亏”是现实主义的“皆小欢喜”。

实践中的纳什均衡是自然形成的，它要根据具体条件和情况而定。但是在暴力这件事情上，想要说服人们相信放弃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比较好的选择，确实有些困难。这里我们几乎只能滥用先验原则预定了对话作为一个必须的目标，我们不得不选择这样一个信念：只有善才最终有善报。显然，我们没有充分理由证明对话是个自然均衡，而是一种期望而已。我们只不过期望对话的策略会在时间中最后碰巧被证明为正确的。

许多博弈论家都试图找到关于善有善报的科学证明。道金斯在他的名著《自私的基因》里简明地综述了这种努力。他利用了一种在解释动物界比较有效的ESS（evolutionarystablestrategy）理论xxiii和力图证明，即使在人类社会里，一种称作“针锋相对”(Tit-for-Tat)的策略xxiv也可能同样比较有效地避免冲突和暴力。这种“针锋相对”策略被定义为，在时间足够长的多次反复博弈中，总是在第一回合主动采取合作性策略，然后每一回合都重复对方上一回合的策略。就是说，它以合作为基本精神，但会根据需要进行报复。这意味着它是有限度的善良和宽恕性策略（毛泽东所表达的典型中国式策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比犯人”与此很接近，只要进一步表达出宽恕方面的原则就更加相似了）。据理论上的证明，这种有善意的策略尽管“从来没有真正赢过一场游戏”，但最后的总成绩是最好的。这是想证明善良能够笑在最后xxv。我们可以假定双方都认识到这种策略的优势，那么对话就似乎能够形成。然后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如果对话是在“理想的言说状态”中长期持续的话，那么终有一天人们会达成良好的一致。

不过，在坚持乐观主义信念的同时，我们仍然有必要考虑一个剩余的难题：是否能够证明国际间或文明间的游戏肯定不是零和游戏，而必定是非零和游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否总是同样有信心？看来真不敢说有很大的信心，因为有的特殊时刻可能会出现零和游戏条件，假如强势方有绝对优势，那么用暴力彻底吃掉对方就是占优策略。而这时所谓长期反复博弈就被这种特殊的机会终结了，那种有善意的好策略就会没有机会去“笑在最后”。这多少说明，那种以生物学为基础的ESS所假设的博弈参与者智力水平被设定得太低，因此博弈才会在比较憨厚的态度中长期进行下去。而人类实际上却要狡诈得多，应该比较接近经济学所假定的那种充分理性能力的水平，人们将随时把握所有最有利的机会。这样看事情就没有那么乐观了。尤其是这里还涉及一个博弈论的理论本身的问题：我们只有在假定博弈各方都有着某种有规律的对策模型时，才真正有可能考虑长期策略问题，否则会因为情况太复杂多变而无法有可靠的预期。中国喜欢的“随机应变”策略虽然是最合理的，但似乎只是个哲学水平上的高见而还不太可能是科学可以描述的模式。

对于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似乎不应该说乌托邦都是好的，而应该说好的事情全都成了乌托邦。

本文摘自《没有世界观的世界》赵汀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04。注释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