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学者：市场经济条件下更需要强调“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国梦”，无疑要靠我们的“中国精神”。然而许多人不知道，或者忘记了，“中国精神”中有一种最主要的精神是“忠”，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是什么？它是一种道德现象，贯穿在人们的道德感情和道德行为之中；也是人们的一种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其原意是真心诚意，尽心竭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全心全意，尽职尽责，它的基本内容就是无私奉献，也即是“公”。因此，经常有人将公与忠联系在一起，称为公忠。

一现在许多人误认为，“忠”产生于“孝”之后，只是“孝”的延伸，是“君为臣纲”，即臣民对于君主应当恪守的道德规范，这种看法不对，不全面。忠起源于何时？据一些历史学家考证，中国的虞夏即开始尚忠，即忠和孝一样，同时源于君臣关系尚未出现的虞舜时代，在夏代得以充分发展，它原来是氏族部落领袖的道德品质，以及他们对于普通民众的道德义务，尔后才成为对所有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规范。《礼记·表记》中说：“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后来的大禹也是这样，“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庄子·天下篇》)。后来战国时期的墨家，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精神，“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墨者尚同、兼爱，节用、节葬，均是虞夏之忠的继承。可见，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忠是“指君主官吏尽忠于民而言”，“当以《左传桓公六年》‘上思利民，忠也’，及《孟子》‘教人以善谓之忠’二义解之”。

从战国后期开始，特别是汉代以后，“忠”几乎成为“忠于君”的专门概念，是臣对于君的主要道德规范。“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礼记·文王世子》)“君虽非君，臣不敢以不臣。”(《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学人第五》)“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曾文正全集·家训卷下》《谕纪泽》)虽然，思想家们也强调教君、导君为善方是忠，保位固宠，逢君之恶不是忠，然而“君为独夫民贼，而犹民忠事之。”(《仁学》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在宋代以后成为主流，支配着当时的社会，忠实际上成了奴役人民的思想道德教条。

于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出现了批判和声讨忠的思潮。谭嗣同批评其“尤为黑暗否塞”，陈独秀斥之为“奴隶道德”。然而当批判的激潮一过，就有许多清醒的思想家认识到忠的合理因素，认为不应当完全否定它，而是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例如，孙中山先生指出：“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孙中山选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有些具有民主主义的思想家更意识到忠之观念的历史变迁，具有现实价值。柳诒徵说：“夏时所尚之忠，非专指臣民尽心事上，更非专指见危授命。第谓居职任事者，当尽心竭力求利于人而已。人人求利于人而不自恤其私，则牺牲主义、劳动主义、互助主义悉赅括于其中，而国家社会之幸福，自由此而蒸蒸日进矣。”(《中国文化史》，上册，第79页)

二据《礼记·表记》记载：夏、商、周三代推行“尊忠”、“尊鬼”和“重文”，这样“三教”“承衰救弊”的改易历史：“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它证明，社会之“教”必须以“忠”为先。“先忠者何？行之本也。”

“忠”何以能够成为“教之先”和“行之本”？《忠经》指出，这是由于“忠”能够至公无私，于是“天无私，四时行；地无私，万物生；人无私，大亨贞。”“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后来，人类道德发展的历史也证明，忠是道德的基础和核心。以人们最重视的“仁、智、勇”三德为例，有了“忠”，它们的实施和作用才能得以保障；离开了它，一切都是空的。“夫忠而能仁，则国德彰；忠而能智，则国政举；忠而能勇，则国难清。故虽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则私其恩；知而不忠，则文其诈；勇而不忠，则易其乱。是虽有其能，以不忠而败也。”(《忠经·辨忠章第十四》)如果我们翻阅一下辞书就会发现，与“忠”联系在一起的美德词汇特别的多，诸如，“忠实”“忠诚”“忠信”“忠孝”“忠一”““忠纯”“忠贞”“忠介”“忠正”“忠方”“忠允”“忠良”“忠恪”“忠勇”“忠耿”“忠刚”“忠劲”“忠能”“忠敏”“忠顺”“忠和”“忠敦”“忠善”“忠爱”“忠勤”“忠劳”“忠恕”“忠廉”“忠贤”“忠毅”“忠谨”“忠梗”“忠蹇”等等，这都证明了“忠”的地位和价值，任何美德都需要有“忠”作保障，而一旦有了“忠”，它就更充实、更光彩。“为国之本，何莫由忠？”任何人从事任何职业，包括为君，为大臣，为百工，为地方官吏，当普通百姓；进行任何工作，如搞政治，搞军事，了解情况，处理国事，任用人才等等，都离不开“忠”。人的一生，应该是追求和实践“忠”的一生。“是故一于其身，忠之始也；一于其家，忠之中也；一于其国，忠之终也。”(《忠经·天地神明章》)

人为什么要“忠”？首先，世界上有很多的真、善、美，有那样多的伟大事物、现象和人物，具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也值得我们去“忠”。不光是天地万物、日月星辰、规律法则，还有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理想信仰，我们的队伍和事业，我们的道德价值理念，都值得我们投入全部的精力身心甚至生命，去仰慕、去维护、去追求。

其次，我们对于这些真、善、美，这些伟大的事物、现象和人物的仰慕、维护和追求，能够端正和增强人们的思想认识，指导我们进行正确的行动，以维护和发展人类社会，增进人民群众的福祉。因而，这种仰慕、维护和追求，不会使我们显得渺小，而正好相反，它彰现出我们自身的博大、智慧和崇高。

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诸如重视物质利益、过分强调自我得失、妄自尊大、片面极端、平面思维等现象，再加上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在这种情况下更需要强调忠。不说许多人只顾自我，不顾及他人和集体，不惜违背社会公德，贪婪虚伪、作奸犯科，造恶多多；就说有些自命的“聪明人”，也往往不是站在祖国和人民的立场之上，对于自己的职责三心二意，经常因为个人欲望的无法满足而牢骚满腹，或者喜欢用所谓“超越”的态度，以冷漠、挑剔、报怨对待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对待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其实这与忠，与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品德和要求，实在是南辕北辙。

三如何培养忠？这里只谈几个问题。

第一，是要明确我们应当忠于什么，怎样去“忠”。我们所“忠”的对象，必须是具有终极价值，能够体现真、善、美的事物和人物；不能是自我、金钱、享乐，更不能是某个上级、明星，或者自己所暂时需要、依靠的某人。对于所要忠于的对象，更要抓本质，看主流，领悟其所蕴含的内在的真、善、美。忠的表现和方式方法是多样的，可以赞扬歌颂，也可以批评建议，可是这一切都必须出于真情善意，出于对它的尊敬和热爱，目的是为了它更好。这里有个道德情感问题，对于应当忠诚的事物，只能是怀着真挚的感情，而绝对不能冷漠、挑剔、嘲讽讥笑。比如，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尽管困难重重，尽管某些地方存在着若干缺点不足，例如有些地方还贫穷落后、存在着个别的腐败不公、粗糙野蛮，对于这些坏人坏事，我们不能做冷眼相待的旁观者，但这一切也不能影响我们对祖国和人民的爱，更不能动摇我们对于实现中国梦的忠诚。我们要献出所有的智慧和力气，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改变它的面貌，提升它的质量。孟子说忠是“教人以善”，《盐铁论》里也指出，忠是“以正辅人”(《剌议》)。出于忠诚的批评和来于恶意的贬损，是截然不同的。鲁迅当年严厉地批评国内丑恶现象，甚至说过，“我从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是，我们却能从其中感到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深沉的爱。

第二，要心存敬畏，追慕崇高。无论是人类，还是我们个体，都要摆正位置，端正认识，不能盲目自大，自我至上。要认识到，人类虽然伟大，我们个人虽然重要，可是还有很多事物是比人类更崇高、更伟大，需要我们以“忠”的态度对待的。地球上的人类才出现多少年，太阳系、银河系已经存在了多少年？地球上的人类翻江倒海，改天换地，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是对于宇宙来说不过是沧海一粟。更重要的是，我们人类前行的每一步，都必须顺应客观形势，遵循客观规律，不能为所欲为，这些规律和法则，古人称之为“道”或“天理”，是值得我们敬畏和忠诚的。

那么，我们人类，我们个人注定就要永久地渺小，地位卑微？却又不然。人类是唯一具有自觉能动性，能够以实践改造自然的动物，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意志，进行着自觉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以自己的意愿改变世界，从这一角度看，人类，包括个人，又可以成为伟大的、崇高的。当然这种伟大和崇高，只有当人们摆正自己的位置，端正自己的认识，心存敬畏，追慕崇高，忠于自然和客观规律，忠于社会的良心，只有当个人把自己的一切忠诚地奉献给社会和人民，才能够真正实现。“忠”是提升个人品德，成就伟大事业，实现自身价值的必备条件。正像雷锋那样，忠诚于人民，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这样才真正能够实现个人的伟大和崇高。

第三，知恩报恩是实践“忠”的开端和阶梯。一个真正的人，应当有这样的自觉：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在自然和社会，在他人的关照下，也就是在种种“恩”的照拂下，生活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对于社会或者他人及时地知恩报恩，无私地回报社会，奉献人民。让恩成为持续不断的链条，成为不断辐射的网络，永远在人间传播下去。这样才算是真正地实践了“忠”。(作者 陈瑛 单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