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在什么条件下暴力成为最佳策略

暴力对人的强烈诱惑一直是难以很好解释的一个谜，但是它的强烈诱惑却显而易见，暴力和色情电影或其它娱乐形式无疑是最卖座的，好象人们尤其喜欢这两种事情。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个问题最有影响力的解释仍然是弗洛伊德充满大胆想象的解释：性和侵犯被认为是出于本能，生与死的本能。既然快乐被看作是对本能的能量的释放，因此在追求快乐时就总要伤害侵犯他人。快乐和侵犯他人就这样被必然地联系在一起了ii。弗洛伊德思想以及精神分析心理学是人类最有想象力的知识之一，但一直到今天仍然不能被证明是严格科学的。所以，暴力行为背后到底是变态心理还是人类本性，仍然实难断定。不过在这里我不准备讨论暴力的心理驱力。假定许多人的确在心理上对暴力有着（不明原因的）不良偏好，但是同样可以肯定，这种不良偏好在更多的时候是“旁观性的”（幸灾乐祸或享受刺激），而主要还不是“实践性的”，因为付诸行动的暴力风险甚大，一般需要经过策略性考虑（有个有趣而难堪的事实是，动物之间的暴力行为几乎永远是非常策略的，而自认为有理性的人类之间的暴力才会出现冲动、意气用事、不讲策略的时候iii）。我准备讨论的将主要限于人类理性选择的而不是冲动的暴力行动。

苏格拉底命题“没有人会故意犯错”试图说明，假如人们知道了什么是在道德上好的和什么是坏的，那么当然就会选择好的而不是坏的iv。这个命题有些不寻常，因为与“明知故犯”这样的常识互相矛盾。现代心理学力图说明无意识的欲望和激情有时如此强大以至于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明知故犯，杀人狂非要杀人不可，强奸犯非要强奸不可，诸如此类。这种类型的明知故犯虽然是文学影视作品喜欢的情节，但是却不是在理论上容易讨论的问题（控制不了激情虽然好看却不好说）。在这里，更需要分析的是情况，在理性占上风时，人们明明知道暴力是坏的，却仍然决心使用暴力。

这种充分理性的明知故犯情况可能有：1）惟利是图而不择手段。苏格拉底理论对此不能讨论，显然如果利益被认为是高于一切的价值，那么知识和道德都无话可说了。在苏格拉底的时代，希腊人更重视德性或激情，利益却还没有完全支配人们的心灵，到了现代社会，利益才成为最重要的目标（假如不是唯一目标的话）。在惟利是图的情况下，如果不是不择手段，那反而是不合逻辑的和愚蠢的，或者说，有择手段对于惟利是图来说反而是个（策略上的）错误。这其实是马基雅维里的原则。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里多次鼓吹暴力和战争，认为当除了战争和暴力就无法解决问题和没有生活的希望，那么战争就是正义的v；2）为了某种更大的好事情而不得不犯小错。诸如为了自由、民主、正义、文明、解放、人权、国际安全等等宏大理想而战。战争和司法暴力一般都被认为是为了好事情而不得不付出的坏代价。只要“出师有名”就是“正义之师”。克利夫.贝尔曾经描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政治家们费了老大力气才想出“为文明而战”这样几乎“为所有人都喜欢”的口号vi。现在人们在寻找口号方面显然熟练多了，布什在9.11后马上就找到了虽然并不新鲜但也“大家几乎都喜欢的”战争口号。不过贝尔当年的疑问似乎仍然有效：“文明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当然这种提问未免太哲学家气质，哲学家喜欢的概念分析在很多时候没有实际意义，人们可能不需要也不想知道“什么是什么”。口号或借口只要响亮就可以了。

当然，哲学家喜欢的另一种分析，问题分析，仍然是必要的。按照苏格拉底的逻辑可以推知他会认为，像2那样的错误仍然属于无知，假如人们全面彻底地认识了什么是好的理念，就不再会犯错。显然，在道德或价值理念上说，很可能找不到理由来证明战争和暴力这样的事情与文明和人权相比之下是比较次要的（当然苏格拉底不知道像文明和人权这样漂亮的词汇），因此没有理由轻视战争和暴力这样的错误。一些现代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取消死刑，其基本理由就是人们没有必要以错对错而导致双重错误，而应该采取别的措施去减少犯罪。这个理由看来是说得通的，至少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些同样有效力的技术性惩罚来替代暴力性的惩罚vii。但是对于战争，“知道好的就不会做错的”这个理论似乎就有些薄弱，人们当然知道战争是坏的，但人们总会有充分理由来论证具体的某一次战争是绝对必要的。可以说，在利益被定义为第一价值的时代，苏格拉底命题“没有人故意犯错”就无法再从道德的角度去解读了，或者说，仅仅从道德角度去解读时总会觉得不太充分。

不过，今天即使继续从道德的角度去理解苏格拉底命题也仍然存在巨大的困难，至少有两个问题：1）在今天的世界上，人们心中的道德价值观比古代更加不一致，因此更加没有条件去肯定什么是关于道德的知识；2）现代世界里，道德价值观已经与任何一种文化认同、共同体认同、国家/社会认同无比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这种作为“心理利益”（也许可以这样称呼）的认同又与生活的各种实际利益（政治的和经济的）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道德/利益”的现代结合体有时使得道德主义具有至上地位，相比之下，战争或暴力就不会被认为是最坏的事情，而某种道德主义被破坏或被阻挠才会被看作是最坏的。李普塞特在解释美国为什么特别喜欢暴力行为时说：“道德主义也是暴力的来源之一。美国人一直是一些乌托邦式的道德主义者，他们竭尽全力扬善惩恶，他们倾向于把社会和政治戏剧看作是道德游戏”viii。当然这远远不仅是美国的情况。当亨廷顿讨论文明的冲突时，道德价值确实已经与利益分不清楚了，或者应该说，道德价值成为利益的一种。今天的美国人很想“解放”世界上那些仍然没有享有美国价值的人民。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下以武力干涉南斯拉夫应该说不仅仅是为了美国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包含着推广美国价值的梦想或道德主义的梦想。

显然在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有许多理由使人们使用暴力，尤其当道德理由也成为使用暴力的一个可能理由，我们就很难说什么理由不能是暴力的理由了。暴力既是道德批评的对象，又可能是使用暴力的理由，于是只好承认从道德角度去讨论暴力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不妨暂时不去考虑那些理由，而仅仅从比较单纯的策略角度去重新误读苏格拉底命题，于是它的意思就变成：如果人们知道什么是最佳策略，那么就不会选择坏的策略。当然这样就完全是另一个命题了。但暴力是好的还是坏的策略，这确实是个问题。

现代人有两个哲学假设：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一心只想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并且在为自己利益着想时，总是理性地分析问题，决不感情冲动。合起来就构成“理性的利益最大化者”即“经济人”假设。这样的假设屡遭批评，主要是说这样的假设忽视了人的价值观和情感方面的力量。这种批评从来都是对的，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尤其当价值和利益分不清的时候，问题就更加复杂了。不过，那种批评虽然对，但是不公正，因为那两个假设虽然不全面，但却有利于形成有效的分析模型，就是说，我们本来就不指望完全正确地理解全部事情，而只希望能够正确地理解某些情况下的某些事情。因此，当我们发现价值或道德的问题是永远说不清楚的，那么就只能希望考虑那些不卷入道德和价值问题的情况。

一般情况下人们不至于把暴力看作是谋取利益的最佳策略。很显然，人们至少有这样的共同知识（commonknowledge）ix：

1）暴力是可能谋取利益的各种手段中的最后手段，即无论对于哪一方而言，如果存在着任何其它能够谋取到同样大的利益的手段，那么暴力肯定不被选择。因为：

2）暴力是最冒险的手段。当你使用暴力时，别人的最佳策略就一定也是使用暴力，否则他就会吃大亏。以暴抗暴使双方的风险都很大。

3）而且，即使在有把握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暴力行动也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亏损性行为。

这虽然是人们一般的直观理解，但是这并不是充分必然的知识，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人们可能认为冒险是值得的。至少有这样一些情况非常可能诱发暴力：

1）赌博式的局面。

铤而走险是一种貌似理性而实际上非理性的决定。糊里糊涂去冒险，这不是铤而走险，而是从里到外的非理性卤莽行为。只有那种看起来经过了精心策划的冒险才是铤而走险。某种其大无比的利益预期和某种似乎周密其实是错误的计算这样两个因素是这种暴力活动的条件。抢劫银行、绑票和没有绝对优势情况下发动战争等都是例子。其心理运算方式与赌博心理是同理的，但它比赌博更“理性”，因为它是能够“计算的”。除非我们能够真正地解释赌博心理，否则不能很好解释这种认真思考然后做出错误决定的情况。可是赌博心理是人人都知道但从来没有被很好解释的事情，因此我们还不能真正解释这种冒险。尽管不能完全解释这种冒险，但“示范”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可以称作“示范问题”：在赌博性的事情上，只要存在着很少的成功例子作为示范，就一定会激起其他人很大的模仿热情，而且人们只看到那些很少的成功示范，而看不到大量的失败例子。标准的赌博、彩票以及商业或军事投机所以总能够进行都是基于这种示范。

不过在别的问题上，示范可能有另一种效果。不妨作为比较来略加讨论。例如在伦理行为方面的示范效果就比较可疑：一方面，能够获得普遍赞扬的示范行为如果是少数人的行为，那么实际效果总是比较差的。茅于轼先生有关于“学雷锋”的经济学分析证明示范所激励的不是见贤思齐的行为而是借别人学雷锋而自己偷懒的搭便车行为x；另一方面，如果伦理示范行为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就不再是示范而是集体压力甚至发展为多数人暴政。什么事情应该是有压力的和不应该有压力的，这是个问题xi。通过示范让人们学好，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成功的伦理学原则xii。在这种对比下，我们似乎应该说，示范好的事情并不成功，而示范坏的事情则比较成功。事实如此，相对少的成功坏事激起了人们做坏事的不成比例的热情。

减少铤而走险行为的一般条件是对方形成了某种十分“可信的威胁”。从博弈论角度看，可信威胁在原则上足以使人改变选择（实际生活中当然并非一概如此，因为总有些人是非常不理性的，以至于根本不考虑威胁是可信的还是不可信的）。冷战时期所以出现了难得的长时间和平就是因为美苏双方的军事威胁（特别是核威胁）都是无比可信的，因此没有人愿意铤而走险。但是有的时候有的国家也会不顾可信的威胁，则难免让人有些疑惑（个人可以糊涂，但是国家也糊涂就比较难以理解），如二战期间德国攻击苏联尤其是日本攻击美国这种以小欺大的行为。当然人们可以认为这种冒险是基于错误的信息和判断，但错误地分析情况其实也往往是非理性思维导致的xiii，比如关于对方的偏见、自己的盲目自信和太过坚强勇敢等等。理性计算的愿望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重要的是能够正确地理性计算，而非理性的信念往往会影响理性计算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中，暴力行动即使其实不是最佳策略，但也会在错误的计算中被算成最佳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