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共产党革命如何塑造“新人”

二、“苏维埃新人”

1917年的“十月革命”为布尔什维克在国家范围内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创造了条件。托洛茨基的一段话说明，这种改造将不限于列宁所说的用自觉性取代自发性，用阶级觉悟取代个人意识，而是将深入到人作为生物有机体的一面。他说：“他（指”新人“）将先控制他生理机制中的半意识，然后是下意识，例如呼吸，血液循环，消化，新陈代谢，接下来将在一定限度内使得这些机制完全服从理性和意志的操纵。甚至纯粹的生理生活也将成为集体实验的对象。[3]”其它苏维埃领导人则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斯大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的类型。我们是用特殊材料作成的。”布哈林也说，革命的目标是要“改变人的实际的心理。”

为了塑造“新人”，布尔什维克运用了各种手段。为了把儿童、少年和青年的成长完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他们成立了“小十月人”（五到十岁的儿童）、少先队和共青团；同时开始了把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政治活动与儿童早期教育相结合的实践；他们还用文学艺术的形式大力宣传“苏维埃新人”的榜样和模范，其典型形像之一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笔下的保尔·柯察金。奥斯特洛夫斯基少年时就加入红军，受伤致残，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一本自传性的小说，用自己献身革命并在革命中锻炼成长的经历教育青年，作为对党的最后奉献。书的题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形像地表现了革命对人性的改造。

“苏维埃新人”体现了共产主义“新人”的一些普遍特征，其最主要的是，人作为个体的一面（个人意识、个人动机、个人利益、个人观点以及个人行动的自发性等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集体的“人”和党的“人”。虽然每一个人成为“新人”的途径可能有所不同，但“新人”本身只有集体性而没有个性，因此“新人”的诞生也就是个性的死亡。20、30年代的苏维埃文化赞美的“新人”通常都没有个人的面貌，只有整体的品质，象钢铁一样坚强，像机器一样整齐而有效率。在近代历史上，“苏维埃新人”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家所定义的“大众人”的产生。这个“大众人”既是19世纪机器时代的产物，也是20世纪形形色色的强调整体性反对个性的意识形态广泛传播的结果。

到了30年代，为了实现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迅速工业化成为苏共的首要目标。为此开始采用个人利益和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工业中普遍采用计件工资制，超额完成任务的“斯达哈诺夫工作者”不但得到高工资和奖金，而且有住房、假期和保健方面的优惠，可以有特殊配给并在特殊商店购买。学历、经验和年资也受到更多的重视，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的地位也相应提高了，国家建立了严格的官僚等级制，如军队的军阶制。30年代以后，各个方面的模范已经不再仅仅意味着奉献，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意味着各种形式的奖励。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得“苏维埃新人”的特征超出了单纯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精神，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工业社会在技术和管理上对人的要求，而且在一个平均主义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这种变化可以称为共产党体制下的“新传统主义”，即用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对统治集团的个人依附来维持政权，而不是象官方意识形态所宣传的那样用理想主义和阶级觉悟。正是这种变化使得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体制视为对革命的背叛，因为在这个制度下“有人一个月挣一百卢布，有人则是八百甚至一千卢布；有人住在象兵营一样狭窄的房子里，穿着磨破了的鞋子；有人则坐着豪华的汽车出入于高级公寓[4]”。

随着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和整个苏联社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在30年代开始的这种社会分化到了50年代下半期和60年代上半期更为显著，并开始反映在以经济改革理论为代表的新意识形态上。60年代初经济学家利普曼发起的关于独立核算、个人利益和市场机制的讨论就是一个例子。持改革意见的人被称为“60年代的人”，包括知识分子、管理人员和思想开明的党政干部。这场讨论波及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多数国家反应比较积极，而在中国和古巴为代表的少数共产党国家则遭到了抵制，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修”的标志。苏联社会的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文学艺术上。还在50年代末，苏联青年中就出现了意识和心理意义上的反叛，表现在个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新人”集体性的拒绝。60年代初出现了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相背离的模仿西方先锋派艺术的作品。诗人叶夫图申科宣称“我的职业就是我想无所事事”，这和过去苏维埃文艺中的“新人”全心全意有目的地塑造自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下半期在苏联掌握权力的党内改革派，正是在60年代初的政治和文化气氛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三、“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共产党中国塑造“新人”的实验

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渊远流长。它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自我修养，儒家思想中的仁和孝都是通过自我反思和改造所达到的道德境界；二是强调道德榜样在转变人性中的作用，如“君子”──儒家理想中的道德圣人──是全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官绅阶级的榜样。培育德行、成为君子的主要方法是从思想入手，研读先圣、亚圣的著述和其它儒家经典，直到融化在自己思想中，以体现在这些经典中的大道来克服自己内心的小我。儒家思想中也有用强迫的方法来改造人性的因素，例如荀子曾把未经改造的人性比作未经修整的木料，不但要斧钺，也要用高温来把它塑成理想的形状。

在近代史上重塑人性又和民族主义的诉求联系在一起。在德国和日本从弱国变为强国的历程中，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看到富国强兵需要有民族精神的复兴和民族特性的改造，因此“人”的问题应该和“国”或“族”的问题相提并论。黑格尔和康德关于理想人格和健康民族之间的联系，尼采的“超人”，以及日本明治维新思想家福泽喻吉改造日本民族性的思想，都启发过中国知识分子。1920年以前，梁启超的“新民”和陈独秀的“新青年”不但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尽管不同的人对“新”有不同的解释，但在改造人性克服自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且与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此外“新妇女”也成了这一时期“新人”话语的一部分。毛泽东本人早在1917年就认为精神改造是民族复兴的首要条件，并把德国的强盛归功于黑格尔和康德──德意志民族的最高精神──的哲学熏陶。毛在这一时期提出一个“宇宙真理”的模糊概念，并把人分为圣人、贤人和庸众，前两者赋有教化和改造后者的责任。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的“新民学会”就是从思想到行动的一个例子。毛的这种由精英启蒙和改造大众，把他们转变为“新人”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新民学会”的成员常常在乡间步行了解社会，餐风露宿，洗冷水澡等等以培养意志和体魄，这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以承担历史使命自居的“新人”如出一辄。李大钊还曾号召中国青年向俄国民粹知识分子学习，“到民众中去”成了“五四”运动后期青年知识分子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除了《新青年》和“新民学会”，还有“少年中国学会”、“少年学会”、“青年学会”和“新人社”等等全国或地方性组织，这些名称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培养新人类的愿望。

但随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一部分“五四”知识分子成为政党领袖，“新人”的概念由内涵宽泛的用改造国民性达到改造民族性，转变为用党文化改造人性、建立高度集权绝对服从的组织，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服务。完成这一转变的是中共40年代的“延安整风”。共产党革命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改造，但延安时期是中共第一次在相对安定和封闭的条件下，全党在精心组织下通过一系列运动和组织措施对党的成员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这和一般意义上入党就需要接受党的教条、服从党的纪律和对党效忠的政治和组织要求是不一样的。

就党的组织对其成员的控制来说，中共和大多数共产党的区别就在于，通过“延安整风”中共对个人的思想、心理甚至个性的控制，达到了其它共产党从未达到过的严密程度，这一传统至今仍是中共维持统治党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党的领袖毛泽东和负责组织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等，都相信环境决定论并由此发展出思想改造这一中共特色的塑造“新人”的手段，由集中强化学习文件、向党交心和坦白个人历史、自我解剖和批判、用体力劳动来触及思想等等组成。这种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让个人有获得“新生”的感觉，并把自己完全等同于党的工具。关于思想改造，胡平的《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1999）已经作了充分彻底的分析，而“延安整风”作为思想改造的范型，已由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作了透彻的解剖，笔者不作赘述。

中共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塑造新人”成了与建设新社会并行的目标。从苏联照搬的社会政治组织，如少先队和共青团等从“解放区”推展到了全国，苏联的“新人”典范和歌颂“新人”的文学作品在中国也非常有影响，如伤残军人吴运铎和他的《把一生献给党》就被称为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但随着毛泽东和苏联模式的决裂以及中国在苏联“变修”中吸取的教训，中国式的“新人”在“大跃进”和“文革”之间开始成型。60年代上半期，“共产主义新人”在各条“战线”涌现出来，其事迹充斥着报刊、电台、电影、舞台和文学读物，成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

大庆油田的王进喜和他的“32111英雄钻井队”是工业“战线”新人的典范。大庆油田在60年代初开发，意图是中国实现能源自给、摆脱对苏联石油的依赖。按照官方的宣传，王进喜的模范作用首先在于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把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破除对“资产阶级技术权威”和“外国教科书”的迷信，战胜被认为是不可克服的自然障碍和技术困难，创造出人间奇迹。他的个人牺牲精神（例如在井喷事故时跳入水泥搅拌池用身体代替水泥搅拌机）则是“新人”品质在新的技术和物质条件下的发展，他的“铁人”称号由此而来。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则是农业“战线”新人的模范。大寨的自然地理条件十分恶劣，但陈永贵带领农民战天斗地，建造梯田水库和灌溉渠道，不但解决了粮食问题，而且彻底改造了农民的思想，把农民从个体小农变成人民公社社员，从而解决了被马克思看成是落后和反动的阶级、被列宁认为是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也被毛泽东称为是“严重的问题”的小农阶级问题。

然而，最能在集体意义上体现“新人”的是军队。60年代中期提出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具有多种意义。用军事化手段把大众动员和资源集中推到极端来从事经济和其它工作，所谓的“会战”就是军事化手段之一──大庆和大寨以及几乎所有经济和科研成果都是“会战”的成就。在非军事部门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部，也是军事化手段的运用。就“新人”的个人典范来说，军队在60年代上半期为全国人民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榜样：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蔡永祥、门合等等，他们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从“延安整风”开始，中国式的“新人”除了共产主义“新人”的普遍特征（如政治忠诚和献身精神）以外，强调的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用掏心挖肺式的自我解剖和苦行僧般的自我拒绝来达到彻底否定“小我”（即个人存在）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大多数“新人”的典范在思想和知识上对传统文化并无多少了解，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高华指出的，这和儒家的“内省”和“修身”有一致之处，只不过是把这种传统推到极端。这种塑造“新人”的努力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颠峰，有组织和集体管理的每个人至少在形式和表面上都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文革”期间另一个和塑造新人有密切关系的，就是大量下放干部和知识青年（当然这并不否认在下放背后的社会经济和人口问题的考虑）。从环境决定论的角度出发，下放是彻底改变人的生存环境，让人脱离城市生活、在艰苦环境下改造世界观的最极端措施。在人类历史上，城市一方面是文明的象征，但另一方面也一直被各种宗教和乌托邦思想视为腐败奢侈淫乱堕落的渊源，所谓“巴比伦”就是用两河流域最繁荣的城市来象征人类道德的堕落。但只有在共产党制度下，这种对城市的批判和拒绝才一度成为体制性的目的。70年代“红色高棉”更是一夺取政权就把全部城市人口下放，企图彻底废除城市（一同被废除的还有货币、家庭、婚姻、财产等等）。“红色高棉”是在毛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但他们认为即使是毛也没有坚持他的革命路线，没有做到“七、八年再来一次”，因此柬埔寨在革命彻底性上要超过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胡平“比赛革命的革命”是最精辟的概括。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的用“触及灵魂”来达到完全的脱胎换骨、和“旧我”告别并非仅此一家。越南共产党照搬中共的思想改造模式来对付知识分子，达到了同样的效果。有一个叫TRANDUCTHAO的著名哲学家，曾在法国留学和工作，对现象学的研究达到了很高水平。他在这方面的著作至今仍是西方哲学界重要的参考书。他受革命的感召于40年代末回国，自觉接受思想改造。为了表示对自己没有参加艰苦斗争的惭愧和惩罚，他不用蚊帐睡在丛林里，故意让蚊子叮咬，结果染上了疟疾，而这是很多老游击队员都曾经患过的疾病，很多人留下了后遗症。这位哲学家就用这种方式表示自己补上这一课。在50年代的北越，当抗美战争还未到来时，越南知识分子和干部也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思想改造和大规模的下放。和“延安整风”时一样，大量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出于各种原因死于非命。

共产党的“新人”都有领袖崇拜情结，都从这种崇拜中找到心理归宿、吸取精神力量。领袖崇拜从根源上说是个人虚弱和个性泯灭的结果，因此个人需要与超越时空的一个绝对存在发生联系、从中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和力量。中共的“新人”把领袖崇拜发展到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能的地步，近乎神迹。毛泽东思想在“新人”的思想改造和阶级斗争中甚至被称为“照妖镜”，这就和巫术没有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