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共产党革命如何塑造“新人”

共产党革命的终结目标并不只是建立新社会，而且也要塑造“新人”：一个在斗争中锤炼出来的、通过思想改造所升华的、以“无私”为最根本特征的集体人格，并通过塑造“新人”去创造历史。笔者的这项研究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出发，以30年代的苏联和60、70年代的中国和古巴为对象，企图揭示这项以彻底改造人性为目的的社会工程的一些共同点。

共产党塑造人性的哲学基础是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这种对人性的认识直接来自于欧洲思想传统：启蒙运动、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和俄国激进知识分子改造社会和人性的尝试。在一定意义上基督教对人性的认识和改造人性的努力和共产党的理论也有相似性。在实践上，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统治是第一次用国家权力重塑人性的尝试，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乌托邦公社则是在较小范围内的实践。

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掌权是历史上第一次由国家政权推行的、持续了数十年的“新人”工程，其结果是在1930年代成形的“苏维埃人”。然而，到了1950年代，当苏联社会经历了后斯大林时代经济和社会转变时，“苏维埃人”的一些本质特征被弱化和淡化。

在1960年代，一个更加激进和彻底的塑造“新人”的社会工程成了中国和古巴共产党政权的基本任务。毛泽东和卡斯特罗以及格瓦拉，都深信人的可塑性和可完美性。除了这种信念，经济建设的需要和“苏维埃人”蜕化的教训也使得“新人”问题在这两个国家变得更加突出。和“苏维埃人”相比，中国和古巴式的“新人”（在中国可以概括为“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在古巴则是“让他们都成为象‘切’（即切·格瓦拉）那样的人”）强调的是在和平年代保持战斗精神、永不腐蚀和用精神力量创造物质奇迹。在这两个国家，塑造“新人”的顶峰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和古巴的“革命攻势”（1968-1970）。

共产党塑造人性的社会工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同情性的反响。西方社会那些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消费社会腐蚀人性、使人生失去意义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塑造“新人”的工程创造出一个不同于西方类型的“人”满怀希望；基督教会第一次在一个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中发现了和基督教伦理相似的内容；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则把“新人”的无私奉献看成是经济建设和民族复兴的捷径。

一、历史背景

在近代历史上，重塑人性的想法直接来自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重点是关于人的科学，即对人性的研究，人性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它和社会是怎样互动的。大多数启蒙运动思想家对人性的看法是唯物主义的，也就是说人性由环境塑造并直接对环境做出反映，此即“环境决定论”，例如洛克曾经用“白板”来形容人性的可塑性。法国哲学家、百科全书派的重要代表和现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爱尔维修提出了环境决定行为的理论，把人的心智和道德能力归咎于外在的影响，尤其是教育。爱尔维修主张，为了公共利益，大众教育必须制度化并由国家主导。但从政治角度出发直接提出改造人性的启蒙思想家是卢梭，他把政治教育看成是政治精英的责任。卢梭说：“勇于承担重塑大众的人应该觉得他有能力去改变人性……。用社会的和道德的存在去取代我们从自然那里获得的个人的和物质性的存在。[1]”

历史上第一个试图用国家权力改变人性的政权是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罗伯斯比尔是一个“挥舞着大棒灌输美德的教师”。罗伯斯比尔塑造“好公民”的努力典型地表现在他对由国家实行的公共教育的无微不至的热忱上。根据他的方案，从5岁起，所有男女儿童都必须离开父母，和家庭相隔绝，住进国家举办的住宿学校，接受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在雅各宾专政下，为了培养“好公民”，历史积淀下来的和宗教的道德观念被国家所倡导的基于意识形态的的伦理规范所取代，各种政治仪式和革命节庆（例如每天清晨聚在一起唱马赛曲，频繁的游行集会和纪念活动）培养了新政权下的公民意识。

20世纪共产党政权继承了以上观念和实践。爱尔维修一直被称为是分析人类心灵的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卢梭是马克思以前最伟大的革命家，而雅各宾政权则被布尔什维克引为自己的先驱。

基督教会也有过类似于共产党政权改造人性的实践。加尔文16世纪时在日内瓦建立的新教共和国人们耳熟能详。同一时期天主教会在中南美洲的宗教乌托邦则是另一个范例。当时罗马教皇属下的多米尼各、法兰西斯和耶稣会把美洲土著居民看成是塑造理想的基督徒的材料，认为他们远离欧洲文明，单纯朴素，同时又有足够的领悟和真诚去接受上帝。很多教士在美洲建立了用基督教义改造土著居民的公社，他们拒绝西班牙殖民当局对土著居民的迫害和剥削，甚至用火器武装土著居民，在这样的公社里人们过着集体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以道德纯化和精神超越作为公社生活的目的。

马克思的影响对共产党改造人性的理论和实践是最直接的。这种影响主要在于对人性的认识。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下，马克思的人性论也是唯物主义的环境决定论。马克思认为，并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而是相反，是存在决定意识；人们的社会存在反映了他们的社会阶级关系，而社会阶级关系是随着历史的演化而变化的，因此人性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如他所说：“所有的历史不过是人性不断转变的历史。”例如，资本的贪婪并不是人类的本性，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将来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造成人性中自私自利的社会环境。除了这些基本原则，马克思也对未来的社会如何改造人性提出过一些具体设想，特别是在教育方面。马克思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不但应该由国家主导，儿童应该生活在集体之中，而且教育要在早期就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儿童甚至应该用他们的劳动所得支付一部分教育和生活费用。马克思虽然批判早期资本主义滥用童工的恶行，但根据他的观察，在英国1830年代的《工厂法》实施之后，工人家庭的儿童有了半天做工半天学习的机会，他们比那些全日制学习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儿童更活跃，学习上进步更快，因此他主张劳动和学习要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就融为一体。马克思的这个主张后来一直是共产党国家教育革命的一个基本点。

俄国19世纪下半期的激进知识分子对“新人”概念的产生有很大的影响。在思想上，俄国激进民粹主义知识分子是启蒙运动在俄国的产物，他们继承了启蒙运动唯物主义一元论的世界观，把人看成为由社会的物质的材料所造成的，也是可以从物质的社会的方面加以改造的。车尔尼雪夫斯基1861年的小说《怎么办？》第一次提出了“新人”这个概念，并描绘了其基本特征。小说主人公拉赫美托夫是一个全心全意投身于社会改造的革命家。为了了解社会，他用双脚走遍俄罗斯，和纤夫一起背纤，和伐木工一起砍树。为了培养坚定的意志和强健的体魄，他喝浓咖啡，坚持数日不睡，或者躺在布满铁钉的床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新人”对俄国年轻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实行革命暴力和恐怖行动的彼得·扎切涅夫斯基到谢尔盖·涅察也夫，到“走向民间”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再到列宁都是如此。列宁甚至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对他年轻时期的影响不但超过了马克思，而且使他终身受益。[（2）]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发表40年后，列宁用同一个题目发表了一个小册子，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经典。列宁发表这个小册子是出于极端迫切的政治需要：克服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经济主义”倾向。这种“经济主义”已经使工人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只满足于提高工资、削减工时和改善福利这些物质要求。列宁指出，工人阶级不会自发地产生或接受革命思想，因此革命的意识形态必须从外部由先进分子灌输进去，而这些先进分子就是严密组织起来的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从对人的改造方面来说，这就是用“自觉性”取代“自发性”，用阶级觉悟取代个人意识。1905到1908年，俄国爆发了一场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民主革命，俄国工人在一些城市组织了“苏维埃”，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和俄国社会主义者关系密切的高尔基在1907年发表了长篇小说《母亲》，描绘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工人家庭主妇如何转变为一个自觉的革命战士。这本小说成了后来世界“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滥觞，就是因为它提出了党文学的基本任务：为塑造“新人”服务。列宁认为《母亲》的问世十分及时，他不但向党的干部推荐这本书，而且于同年邀请高尔基参加在英国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