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清光绪十年（1884年）张新之在《红楼梦读法》中所说：
书中借《易》象演义者，元、迎、探、惜为最显；而又最晦，元春为泰，正月之卦，故行大。迎春为大壮，二月之卦，故行二。……然悉女体，阳皆为阴。则元春泰转为否……。
不妨再看《石头记真谛》的作者景梅九是从推背图的隐喻中得到《红搂梦》的真谛的，他写道：再说木石两字，则因坊间所传推背图，以树上挂曲尺影朱明，今于木字添石字首两笔，恰成朱字，惟恐人不察，故又名本书曰《石头记》，言取石字以配木而成朱。
……而作者犹惧人不识木石之为明，乃于《红楼梦曲》中特写道：“都道是金玉姻缘，俺只念木石前盟，即木石前明，不过添皿字以掩饰之。其显豁如画，索隐均未道出，何耶？”还是用景梅九自己在《石头记真谛纲要》中的话作答吧，他说：
本书注意谶纬隐语灯谜射复等事，一言以蔽之曰，真事隐而巳，则读者非下一番索隐工夫，断无由知其真谛。我无意非难红学史上新旧索隐派诸先辈所作出的有益探索，我在此拟表明的只是：出现于当代的旨在探寻存在于显形的《红楼梦》之外的另一个隐形的《红楼梦》的尝试与努力，无论是理论或方法上都暴露出了返祖之迹，其结果则有可能使《红楼梦》研究跌进一个更加神秘的魔圈之中而难以自拔。
（二）矛盾碰撞率
1、新旧索隐派之间的碰撞
在新旧索隐派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一致性，两者都是将关于《红楼梦》的解读，放在“假雨村言”、“甄士隐”所建构的《红楼梦》背后真相的猜测上。但二者毕竟有着原则意义上的区别。旧索隐派探寻的是关于《红楼梦》背后的具体故事和具体人物的谜底。如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说，《红楼梦》故事记述的是金陵张侯家事，赵烈文《能静居笔记》说它记述的是纳兰成德家事，陈康棋的《郎潜纪闻二笔》，记载妙玉影射姜宸英（蒙诬陷之冤而死），薛宝钗则影射了高士奇。如此等等。
新索隐派红学则是将《红楼梦》中的具体故事、具体情节、具体人物加以抽象化，然后使之升高为明清两个王朝与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里说：
“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说：贾政，“犹言伪政府也”。《红楼梦释真》的作者邓狂言将满汉民族的矛盾作出了向民族民主革命方向的延伸，他写道：书（《红楼梦》）中以甄指明，以贾指清，正统也，伪朝也，历史法也。宋遗民郑所南言之，明初之史家得闻之，而王船山独极其精，发挥光大，以造成今日革命家光复之烈，为吾汉族永永兴亡之纪念者也。
景梅九在《石头记真谛》中着重阐释了《红楼梦》是怎样通过对具体形象的创造而在背后隐藏着作者对满
汉民族矛盾的暗示，他写道：
红书则隐写明清间兴亡真伪之痕迹，又假借儿女闺房之私，以发挥伤时感世之深心，篇中眷念祖国、鄙夷伪廷之处，均可忖度而得，……
由于满族是我国历史特定历史时期的封建皇权专制统治的集中代表，故新索隐派红学的满汉民族冲突论，便具有着鲜明的反皇权专制主义的民主民族革命的性质与色彩。这一点正是在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可贵。
2、新红学与索隐派之间的碰撞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的推出，标志着区别于新旧索隐派的“新红学”的诞生。胡适所代表的新红学是建立在对索隐派红学的证伪上。正如胡适所揭示：
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
与新旧索隐派相反，胡适通过对《红楼梦》著者、时代、版本等等有关材料的考证，所得出的结论如下：
（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族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以下为引者所略）。
（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生于此时，或稍后。
（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5）《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