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文学形象观的互渗同一
文学的本质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形象性的具有。文学是通过形象性化了的人物,表现世界的多样性、人的多样性、观念的多样性，等等。
鲁迅在《看书琐记》一文里曾这样说：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祥，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
他接着写道：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人来的。
李辰东在他《红楼梦研究》中，也表示了类似的看法：他所以写李妈妈的可厌，赵姨娘的无识，夏金桂的凶泼，晴雯的尖刻，贾政的道学，……并非让读者鄙视这些人，以这些人为戒。他所以写湘云的天真，贾母的慈爱，宝钗的贞静，黛玉的多情，……也并非让读者赞扬这些人，以这些人为模范。他只是平心静心，以客观的态度，给每个人物一种性格，仅此而已。
他继续写道：他写熙凤的才干，不是赞美她，写她的阴险、毒辣、贪财，以及功往自己身上拉，罪往别人身上推，也不是骂她，只是在创造这类人的典型罢了。
他的重要结论是：
如果我们将曹雪芹置在莎士比亚之旁，作为客观主义作家的最伟大的代表者，恐怕不会有人反对吧。这即是我们所要求于作家的，不要做思想或政治的“传声筒”，不要“席勒化”，而要“莎士比亚化”(即为形象化)。
这正如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作者的创作态度》中所说：我们看，凡《红楼梦》中的人物都是极平凡的，并且有许多极污下不堪的。人多以这是《红楼梦》的作者故意骂人，所以如此；却不知道作者的态度只是一面镜子，到了面前便须眉毕露无可避免了，……我说：“好一面公平的镜子啊!”
俞平伯称《红楼梦》风格是“怨而不怒”，似应做如是看。
4、社会观的互渗同一性
文学作品的另一重要本质是作品的社会性，即作品所具有的社会性内涵，纪传性文学作品也不能例外。
早在清代评点家王希廉的《红楼梦回评》里，就曾道出了《红楼梦》具有的社会内涵的广阔性，他评道：‘葫芦庙’有两义：葫芦虽小，其中日月甚长，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喻此书虽是小说而包括万象，离合悲欢，盛衰善恶，有无数感慨劝惩，此一义也……历史进入20世纪后，从《红楼梦》的社会内涵和社会意义上认识它的价值，便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时代潮流了。
曼殊在1903—1904年发表于《新小说》上的文章，曾对他阅读《红楼梦》的感受作了这样的说明：后乃改其法，认为一种社会之书读之，始知盛名之下，必无虚也。
卒于民国二年曾任清末铅山知县和《苏报》主编的陈蜕，在其所写有关《红楼梦》的文章里，指出：《石头记》一书，虽为小说，然其含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
谓之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
发表于1915年季新的《红楼梦新评》首开将《红楼梦》的社会内涵提升至对我国皇权专制制度、家庭组织及道德伦理等等的批判的层面上，如前引所述:中国之国家组织全是专制的；故中国之家庭组织，亦全是专制的。其所演种种现象，无非专制之流毒。
1920年吴宓《红楼梦新谈》，从更加广阔的意义上认识《红楼梦》所具有的社会价值，文中写道：《石头记》范围之广，巳经前人指出。其中人物，多至五百余人，一一具备，其中事实，包罗万象。虽贾府而实足以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全副情景。即医卜星相、书画琴棋之附带论及者，亦可为史料。……昔人谓但丁作《DivineComedy》一卷诗中，将欧洲中世纪数百年之道德宗教，风俗思想，学术文艺，悉行归纳。《石头记》近之矣。
同一年佩之发表的《红楼梦新评》，特别强调《红楼梦》的社会批判性：一部《红楼梦》，他的主义，只是批评社会四个大字。我们把《红楼梦》当做言情小说、掌故小说、哲学小说、政治小说看，却把他描写的社会情形，一概忘记了，这却断断不可。书里面的社会情形，正是吾国社会极好的一幅写照。
这正和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叙》所认为的，可把它作历史来读相同。
景梅九这位新索隐派大家在他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石头记真谛》中，却是以反对皇权专制的民主主义立场，对《红楼梦》的社会性进行解读的，他在书中写道：
著者曹一士及重订者曹雪芹，生于清初乾隆之际，目睹满人倾轧猜忌之情形，以及富贵功名之虚伪，且在黄黎洲《明夷待访录》出世之后，痛知居隅之奇酷，颇有去君思想，故于本书字里行间，时露平民色彩。若生于近今，当成一锐进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