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通过考证所取得的结论，就从根本上摧毁了新旧索隐派所营造的红学的七宝楼阁，从此“新红学”便走上了历史的前沿。
俞平伯于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辨》，是沿着胡适所开创的道路前行的重要作品，1952年再版时书名改作《红楼梦研究》，在不变更基本模式基础上，从欣赏角度作了若干增减。新红学的后继者周汝昌，以他特有的勤奋写成的《红楼梦新证》，在更广更深的意义上体现了继胡适、俞平伯之后新红学所获得的进展及其仍然葆有着的生命活力。
3、红学的新社会派与新红学之间的碰撞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原来意义上的社会派红学便开始了向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社会派红学转型，只是这种转型尚处于量变的阶段。
发生在1954年的评红运动，带来了新社会派红学发展的质变，即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对红学领域的绝对统治。评红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任谁都难以相信它是起于1954年9月出版的《文史哲》登载的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以及10月10日《光明日报》刊登的《评红楼梦研究》两文。众所周知，这只是两篇普普通通的学术争鸣文章而已，它何至于有使整个中国为之翻腾的能量？
评红运动产生的根本的和直接的原因，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毛泽东当李希凡、蓝翎评俞第二篇文章发表后的第七天，即10月16日所写下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和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关方面的传达。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写道：
驳俞平白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火。
正是由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亲自发动亲自指挥，才爆发了中国的评红运动。评红运动的骤然爆发使新社会派红学同新红学激烈的碰撞起来。胡适和胡适的新红学及其在国内的重要代表俞平伯，遂陷入于迅猛升着的全国规模大批判的怒海之中。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领导者周扬在1954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国文联及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进军动员报告，他在报告中讲道：
俞平伯先生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一个代表者。俞平伯的考证和评价《红楼梦》，也是有引导读者逃避革命的政治目的的。他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一本“感叹自己身世”的“情场仟悔”之作，而完全抹杀它对封建社会深刻的全面的批判意义，……于是一个硝烟弥漫向胡适、俞平伯及其一切追随者开火的冬季降临了！
评红运动对新红学的批判否定，不同于新红学对旧索隐派的批判否定，新红学对旧索隐派的批判否定是建立在对索隐派的观点和论据的证伪上，而评红运动对作为胡适自传说建立的五项考证并未曾作出证伪，而是将批判的矛头集中于对作为结论的第六项“自传”说上。在这里请容许对评红运动的政治内容存而不论，从文学角度看它所清楚的表明了的是新社会派红学与新红学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对《红楼梦》评价价值观的矛盾。新社会派红学是以《红楼梦》所具有的社会内涵和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作为评价的价值坐标，新红学则是将《红楼梦》的价值参数系于曹雪芹经历的自叙传上。作为双方价值观矛盾的认识构成则是由于对文学本质所具有的统一性价值在把握上的二元分裂；或者说是对作为自传性的《红楼梦》和对作为小说创作的《红楼梦》，两者所共同具有的社会内涵统一性在认知判断上的失衡。
三、主导《红楼梦》多元认知观念产生的终极原因
《红楼梦》多元认知观念产生系受两大因素决定：一个是认知者所依据的社会时代思潮；一个是认知者凭据的认识方法。
（一）关于清代旧索隐派：
清代学术思潮是在两种因素的制约下产生的；其一是由于明末空疏学风在清代向经典文本求真的回归；其二是清代文字狱迫使知识分子整体性的向由故纸堆构成的象牙之塔的躲入。这两种因素迫使了清代考据学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