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王国维还讨论了《红楼梦》的美学上之价值和伦理学上之价值。
关于这部小说的美学上之价值，王国维主要谈了悲剧的问题。他指出，中国古典小说戏剧，爱写大团圆的喜剧;只有《桃花扇》和《红楼梦》，写的是悲剧。而《桃花扇》的侯李悲剧结局不合倩理，作者的本意也只是要写政治而不是要写人生;只有《红楼梦》，才是真正的人生悲剧。他根据叔本华之说，分悲剧为三种，指出《红楼梦》既不是由于恶人破坏的那一种，也不是由于盲目命运的播弄那一种，而是属于第三种:
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人物，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种之悲剧，吾人对蛇蝎之人物，与盲目之命运，未尝不悚然战慄，然以其罕见之故，犹幸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种，则见此非常之势力，足以破坏人生之福祉者，无时而不可坠于吾前;且此等惨酷之行，不但时时可受诸己，而或可以加诸人;躬丁其酷，而无不平之可鸣:此可谓天下之至惨也。
王国维认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一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含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读者之心，难矣。”他说的“世间的、乐天的”精神，实际上就是鲁迅所谓的“瞒和骗”。鲁迅在《论“睁了眼看”》那篇名文里面，已经痛沦中国的“瞒和骗”的文艺的危害。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国维贬斥那些大团圆的喜剧，而推崇悲剧，特别推崇反映普通现实生活的悲剧，略有些近于“睁了眼看”之意，这是可取的。他还指出:《红楼梦》正因为是彻底的悲剧，所以“此书中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并举出第九十六回宝黛最后相见一节，作为最“壮美”的例证。这也表明一个思想家对伟大的文艺作品的敏锐感受，特别是在讥贬后四十回成风的今天，重读他对第九十六回的公允评价，我觉得最有意义。
但是，王国维把那种大团圆的喜剧叫作“世间的、乐天的”精神，说中国人爱读那种戏曲小说是由于“沉溺于生活之欲”的缘故，这个论点是和他自己的理论前提相矛盾的，既然生活之欲只会带来痛苦，那么，乐天的精神又怎么会与生活之欲相适应呢?所谓乐天，是相信生活本来就幸福，还是相信痛苦的生活可以通过人类自己的努力改造成幸福的呢?如果是前者，明明那么痛苦的生活，何以竟有那么多的乐天派在实际生活中感不到痛苦，看不见痛苦的真相，偏偏都看到大团圆的假象呢?如果是后者，那些喜剧里为什么并没有如实地反映出痛苦的生活的真相，以激发人们改造它的要求，更没有反映出人类战胜苦难的奋斗，而只有冥冥中安排现成的“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呢?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乐天不乐天，而是在于那种文艺究竟是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还是歪曲了生活的真实。鲁迅正是抓住这个关键，定那些文艺为“瞒和骗”的文艺。王国维抓不住这个关键，也并非偶然。因为一说“瞒和骗”，就意味着生活中有瞒骗者和被瞒骗者，有瞒骗的必要和不受瞒骗的必要，有这样两种力量在斗争:一种力量利于掩盖痛苦的生活的真相，另一种力量利于揭露痛苦的生活的真相;一种力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大家的痛苦上面，另一种力量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改造这种痛苦的生活上面；一种力量利于痛苦中的人们都闭起眼睛做好梦，另一种力量利于痛苦中的人们都睁了眼看。这就已经很清楚地显示出一个思想:痛苦的生活是人力制造的，至少是人力维护的，因而人力也可以改变它。王国维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思想。他看到人生的悲剧，却不能在生活本身当中找到造成悲剧的现实力量和改变悲剧的现实力量，他把人生悲剧的原因归之于冥冥不可见的“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他这是刚从虚构出来的“人间乐土”面前微微睁开眼来，马上又在哲学论证出来的永恒化了的“人间地狱”面前深深低下头去了。他论证宝黛悲剧“不过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而已”，而实际上，书里写得那么清楚的两种道德两种人情的冲突，一种境遇之下维护此境遇和摆脱此境遇两种力量的斗争，他居然视而不见，这一点前面已经指出过。他这样的论证，正好暴露出他那一套巧妙的“生活、欲望、苦痛三位一体”的哲学，无非是“痛苦由于痛苦，悲剧由于悲剧”的意思，什么也没有说明，只是兜了许多大圈子的同义反复罢了。
王国维之所以陷入如此不能自拔的矛盾，完全是因为他的理论代表着刚刚有些觉醒而几乎全然无力的人，因为有些觉醒才感到人生是痛苦的，因为全然无力才认为痛苦的人生是永恒不可改变的。这从他讨论《红楼梦》的伦理学上之价值一节里，看得特别清楚。他耽心颂扬宝玉的解脱，会被视为颂扬“绝父子、弃人伦、不忠不孝之罪人”，就此作了反复辩解。这不是“忠孝”之类的封建道德规范还对他有很大压力的明证吗?在理论上是耽心“解脱”有背于封建之道，在实践上却是苦恼于幸福的追求突不破封建之道的牢笼。一隻刚刚觉醒的小鸟，开始不能忍受笼中的狭隘局促，然而又绝对无力冲破樊笼。它如果要构造一套哲学，很可能就会以放弃一切冲破樊笼的欲望，乃至停止一切一可以引起欲望的饮啄啼鸣为“解脱”，但又耽心不在笼中饮啄啼鸣，有失笼鸟的职责，不能不在这个问题上辩解一番。
至于王国维从伦理学上进行辨解的具体论点，大致可分为四层:
第一层，以“解脱”否定人生:“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夫人之有生，既为鼻祖之误谬矣，则夫吾人之同胞，凡为此鼻祖之子孙者，苟有一人焉，未入解脱之域，则鼻祖之罪，终无时而赎，而一时之误谬，反复至数千万年而未有已也。”
第二层，以“解脱”否定宇宙:“夫以人生之无常，而知识之不可恃，安知吾人之所谓有非所谓真有者乎?则自其反面言之，又安知吾人之所谓无非真无者乎?即真无矣，而使吾人自空乏与满足、希望与恐怖之中出，而获永远息肩之所，不犹愈于世之所谓有者乎?……自已解脱者观之，安知解脱之后，山川之美，日月之华，不有过于今日之世界者乎?”
第三层:以“解脱”否定文学艺术:“美术之价值，对现在之世界人生而起者，非有绝对的价值也。……然则超今日之世界人生以外者，于美术之存亡，固自可不必问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