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三个问题，紧接上面那段引文之后，就作了说明:
夫自然界之物，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虽非直接，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岂独自然界而已?人类之言语动作。悲欢啼笑，孰非美之对象乎?然此物既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而吾人欲强离其关系而观之，自非天才。岂易及此?于是天才者出，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之于美术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与已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是故观物无方，因人而变：濠上之鱼，庄惠之所乐也，而渔父袭之以网罟;舞云之木，孔曾之所憩也，而椎者继之以斤斧。若物非有形，心无所住，则虽殉财之夫，贵私之子，宁有对曹霸、韩斡之马，而计驰骋之乐，见毕宏、韦堰之松，而思栋梁之用，求好俅于雅典之偶，思税驾于金字之塔者哉?故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而艺术之美所以优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关系也。
这就是说:第一，艺术是天才的产物。只有天才，才能对与人们有利害关系的一切事物，离开利害关系来看，再把这样观看所得，重现于艺术当中。第二，艺术品中所表现的事物，不可能直接成为人们的欲望的对象，这就可以证明艺术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第三，艺术品中所表现的事物，并非实物，这就是艺术之所以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的原因。
这三个论点，实在不能不说是太贫弱，太混乱了。
关于第一个问题:天才为什么就能对于“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的事物“强离其关系而观之”呢?既然说生活的本质就是欲望，而欲望又总是使人对一切事物都要从利害关系来看，那么难道天才就不是生活着的人?就没有欲望吗?为什么他们就不受欲望的支配，而能够不从利害关系来看事物呢?难道一切天才的文学家艺术家，都是在人生问题上已经解脱证悟的圣哲吗?王国维对这些问题，没有从理论上作任何说明，也没有举出任何站得住的论据。他举出来的是庄、惠和孔、曾，恰好不能成为他的论据。这四位都不是文学艺木家，而是哲学家。他们都不是在作艺术欣赏，而是在作哲学讨论。他们留下来的既不是《濠梁观鱼图》，也不是《沂水春风曲》，而是两段哲学对话。而哲学，正是王国维所谓“欲知此物与我之关系，不可不研究此物与彼物之关系”的学问，正是“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的学问，怎么能作为“强离其利害关系而观之”的例证呢?
其实，文学艺术史上，文学艺术家正是从尖锐的利害关系来观察事物，不但这样观察社会，而且这样观察自然，由此创作出伟大的文学艺术品来，这样的例子倒多的是。当屈原高唱“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的时候，他是“强离其利害关系”而观察这些芳草和恶草的么?当杜甫低吟“感时花溅泪，恨别马惊心”的时候，他是“强离其利害关系”而观察达些花鸟的么?王国维自己不是在《人间词话》里把杜甫这两句诗作为“有我之境”的例证么?当然，屈原不是李时珍，不是在研究兰芷荃惠和萧艾管茅的药性;但是，他把它们看作君子小人的象征，寄托强烈的爱僧，这丝毫不是什么“强离其利害关系而观之”。杜甫也不是在考虑怎样移花捕鸟，栽好养大，上市卖钱;但是，他是在强使原来毫无关系的花鸟来替自己“感时恨别”，更不是什么“强离其利害之关系而观之”。那么，当屈原高唱“众女嫉予之蛾眉兮，谣诼谓予以善淫”的时候，他是从怎样的关系来看众女，当杜甫低吟“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时候，他是从怎样的关系来看烽火和家书，就更不用说了。
关于第二个问题:文学艺术中所表现的事物，固然不可能直接成为欲望的对象。但是，这是否就能证明文学艺术“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呢？王国维说“宁有对曹霸、韩斡之马，而计驰骋之乐”，又提到韦偃，我恰好想起杜甫有一首《题韦偃画马》诗，最后两句就是:“时危安得真致此，与人同生亦同死”。杜甫还有一首《房兵曹胡马》诗，后四句是:“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原来，杜甫正是“对韦偃之马，而计驰骋之乐”，同他对着房兵曹的真胡马时所起的欲望是一样的。王国维还说不会有人“求好俅于雅典之偶”，我想不必远涉，就在《红楼梦》里，宝玉读了《西厢记》，便对黛玉说:“我就是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原来，宝玉正是读到崔莺笃，想到了“求好俅”。不过，杜甫想骑的，不是韦偃画在壁上的这匹马，而是类似这匹画马的真的骏马;宝玉想追求的不是王实甫写在剧本里的崔莺莺，而是类似剧本里的崔莺莺的活生生的林黛玉罢了。可见，文学艺术中所表现的事物，固然不可能直接引起对它的欲望，却完全可以引起对于现实中类似它的事物的欲望，并不是什么“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
第三个问题:说是文学艺术所表现的事物，因其非实有之物，故能使人超然于利害夭系之外，这个说法是与王国维自己的具他论点互相矛盾的。王国维指出:文学艺术之美，有优美，壮美两种，“皆使吾人离生活之欲，而入于纯粹之知识者”;此外还有一种，叫作“眩惑:”
若美术中而有眩惑之原质乎，则又使吾人自纯粹知识出，而复归于生活之欲。如粔籹蜜饵，《招魂》、《七发》之所陈;玉体横陈，周昉、仇英之所绘;《西厢记》之《酬简》，《牡丹亭》之《惊梦》;伶元之传飞燕，杨慎之赝《秘辛》:徒讽一而劝百，欲止沸而益薪。……故眩惑之於美，如甘之於辛。火之放水，不相并立者也。……则岂不以其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欲，及此欲与物之关系，而反鼓舞之也哉?
诱惑与美的区别，是美学上的一个问题，这里不去讨论，这里只要问:《招魂》、《七发》、《酬简》、《惊梦》、《飞燕别传》、《杂事秘辛》、周昉和仇英的画，其中所表现的人和物是不是实有之物呢?当然不是;谁也不能说它们不在文学艺术的类别里面。它们所表现的既然也非实有之物，又为什么“不能使人忘生活之欲，及此欲与物之关系，而反鼓舞之”呢?还可以问:这些文学艺术品，是否只对“中智以下之人”发生诱惑作用，对于天才就不发生诱惑作用呢?王国维没有把天才除外，一也没有明说天才在内。假定它们对天才不发生诱惑作用，那就等于说，它们在天才面前倒成了优美或壮美，而不是“眩惑”了。这是说不通的。假定它们对天才也发生诱惑作用，那么，天才对于自然和社会的实有之物，尚且能够“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倒是对于这些非实有之物，竟“不能忘生活之欲，及此欲与物之关系，而反鼓舞之”了。这更是说不通的。
总之，王国维的超利害超欲望的文艺观，是违反生活实际，违反文学艺术实际，违反逻辑的。他用这种文艺观来谈《红楼梦》，从根本上说，也是难以成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