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接受一个采访时说，年轻时玩过一次挺酷的行为艺术：“我做过行为艺术、观念艺术的东西。我那时候还策划过一个假的展览，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给媒体介绍我的展览，给他们发了新闻通稿，但其实这个展览根本不存在。”九把刀有一本“游记”，写得十分有趣，结果九把刀在那本书的结尾才告诉读者，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去过那些地方，“游记”中记录的旅游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写过一本叫做《完美的真空》的“书评集”，而实际上书中被评论的那些“书”根本就不存在。
这些对不存在的展览、不存在的影视、不存在的书籍品头论足的行为艺术，即使今天看起来仍然很先锋很前卫，难道我们今天觉得它前卫就能证明它在两百多年前的清朝中期一定没有吗？脂砚斋会不会也是这样一位喜欢对不存在的书籍品头论足的行为艺术家？
这当然是微乎其微的可能，但《红楼梦》中的哲学的确是又博又深的，后代续书者也的确很难补其精髓，王国维有一篇《红楼梦评论》，用了叔本华哲学来讲《红楼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借着《红楼梦》来讲他自己的悲观主义哲学，它在“红学”历史上有一定贡献，这里简做阐释，作为对红楼精神的一种沟通。
(一)王国维在这篇文章里，宣扬了一种悲观主义的人生观
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突。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也一，而不偿者什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曰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若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省有之关，又此苦痛与世界之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灭。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然而人生之所欲，既无以逾于生活，而生活之性质，又不外乎苦痛，故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
这里面，关于欲望的无限和满足的有限，关于满足之乐和厌倦之苦，关于快乐的收获和痛苦的代价，关于进入认识和欲望领域的世界越来越大和实际享受到的世界相对地越来越小，……关于生活中这一切矛盾的探讨，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还是在天理主义的统治下，人的欲望还被视为邪恶之源，被压抑，被摧残，人们还只被允许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的乐园里“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即使有所追求时也只是追求那种肥猪胖狗笼鸟盆花式的满足，在那种情况下，实际生活里就不存在上述这些矛盾，任何思想家也不会来探讨这些矛盾，只是在人们敢于主张欲望的权利，敢于追求人生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才会产生这些矛盾，思想家也才会探讨这些矛盾。所以，王国维的(不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其实是近代中国的“人的觉醒”的一种反映。面对着古老的幽灵，沉重的压抑，弥天的黑暗，而刚刚觉醒的人又是那么嫩弱，还没有尝到开始满足某些欲望的欢欣，先已感到什么欲望都不可能满足的痛苦，这就是王国维的(不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的根源。今天，大家都会反对这种悲观主义，也应该反对这种悲观主义;但是，如果听不到这一曲悲歌里的觉醒者之声的微弱颤动，我以为也是一个损失。
作为理论来说，王国维是把幸福和快乐看得太孤立太静止太绝对了。他既然把追求幸福的努力，得到幸福后的新的希望，都看作痛苦，那么，反过来说就只有毫不费力，现成即得，纯一不杂，包罗万有，永远新鲜的幸福和快乐，才算是幸福和快乐。而这样的幸福和快乐，生活中当然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所以他就得出“欲与生活与苦痛，三者一而已矣”的结论。
相反的人生哲学认为:幸福和快乐，不是静止不动的境界，而是运动不已的过程。幸福和快乐，就包括为了幸福和快乐而进行的艰苦的努力和痛苦的追求，乃至包括了努力和追求当中必不可免的挫拆和失败，也包括一个追求之后接着一个追求的永远没有满足。“时间呀，前进!”
两种人生哲学中，我赞成后一种。但是，这里不想多谈抽象的道理。王国维引用了他自己作的“生平颇忆掣卢敖”一律，我也学着引用我自己的几句诗——
人生天地间，所历非一事，事至异甘辛，事过尽堪记;花生强齐物，汗漫聊自譬，七尺付百年，艰难岂儿戏?羞为沾沾喜，不下潸潸泪，风物放眼量，立身终有地。(一九六三年作)
吾道非耶问楚狂，漓江蜀栈两茫茫。中华有地堪容足，少日无遮总向阳。衣败履穿春梦炽，霜凝冰冻血花香。即今南北东西路，未信闲人说断肠。(一九四八年作，一九七九年改定)
迎江高塔瞰江流，烈火青春赴国忧。此日玄黄成蹇蹶，当时腾跃慕骅骝。华严楼阁虚空现，血泪乾坤指顾收。轴折轮摧终不悔，几人能说少年游。(一九七九年作)
打油诗不足道，只是写作时间前后三十年，回头看去，意思还是一贯的。这意思大致是说:不相信齐物论，而相信人生经历中，甜就是甜，苦就是苦。不过尝到甜的不必沾沾自喜，吃到苦头也无需潸潸下泪;放开眼来，就会看到，悠悠百年一世事，堂堂七尺之身，立身终自有地。少年时代，心事无遮，不论漓江蜀栈之间，怎样奔走寻求，是耶非耶，总归立足在中华大地上。当时虽然衣败履穿，而春梦仍炽，虽然霜凝冰冻，而血花正香，并不以贫困阴塞为意;所以后来听到那种满腹闲愁的断肠之声，也不相信他真是已经“柔肠寸断”。尽管当日歆慕骅骝，而今徒成蹇蹶，弄到轴折轮摧的地步，但回顾平生，并无悔恨，只觉得这样的“少年游”仍是值得说一说的。
关于人生的苦乐，暂时说到这里。下面就看看，王国维怎样在他的人生观的基础上，建立他的艺术观。
(二)王国维的艺术观，是一种超利害超欲望的艺术观。
王认为:一切知识，一切文化科学，都是从欲望出发，从利害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直接与我利害相关的“物我”关系，和间接与我利害相关的“物物”关系。既然欲望就是痛苦，所以，一切知识，一切文化科学，都只能给人以痛苦;只有文学艺术(他称为“美术”)才给人以快乐。
有兹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此时也，吾人之心无希望，无恐怖，非复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犹积阴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犹复舟大海之中，俘沉上下，而飘着放故乡之海岸也;犹阵云惨淡，而插翅之天使，贵和平之福音而来者也;犹鱼之脱于罾网，乌之自樊笼出，而游於山林江海也。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於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於吾人，无利害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以当之乎? 这种超利害超欲望的艺术观，是王国维对《红楼梦》的一切看法的总出发点，值得仔细看一看。
这里有三个问题:第一，这样“超然于利害之外”的东西，是由谁创造出来的?怎样创造出来的?第二，说它是“超然于利害之外”，何以证明?第三，它为什么能“超然于利害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