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国维用上述文艺观，首先谈了“《红楼梦》之精神”
呜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过，即以生活之苦痛罚之:此即宇宙之永远的正义也。自犯罪，自加罚，自忏悔，自解脱。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使吾济凭生之徒，於此桎槛之世界中，离此生活之欲之争斗，而得其暂时之平和。此一切美术之目的也。欧洲近世之文学中，所以推格代之《法斯德》(即歌德的《浮士德》。—芜)为第一者，以其描写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最为精切故也。若《红楼梦》之写宝玉，又岂有以异放彼乎。
这就是说，一切文学艺术的任务就在于“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而这也就是 “《红楼梦》之精神’。
《红楼梦》是不是这样的精神，下面再说，现在先看看他关于文学艺术的任务的提法。前面他明明说过:天才的文学艺术家进行文艺创作时，“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岂独自然界而已，人类之言语动作，悲欢啼笑，孰非美之对象乎?”天才的文学艺术家就是这样观察自然和社会，然后“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之于美术中”。技照王国维的理论，这样的文学艺术，当然应该早就排除了任何欲望、利害、痛苦的因素:它所表现的自然，应该都是“华胥之国，极乐之土”的自然;而且“岂独自然界而已”，它所表现的社会人生，同样应该是——甚至更应该是“华胥之国，极乐之土”社会人生。这是从“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的出发点，必然到达的结果。可是，现在又说文学的任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天才的文学艺术家，怎样去观察“人生之苦痛”，怎样表现出“人生之苦痛”呢?他们是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察和表现人生之苦痛，还是从物与我之关系来观察和表现人生之苦痛呢?如果是前者，他就表现不出什么人生之苦痛，现实中的任何苦痛到了他的作品里都只会表现成“华胥之国，极乐之土”。如果是后者，按照王国维的标准，其人就根本不是天才的文学艺术家，其作品也根木不是文学艺术作品了。无论怎么说，“描写人生之苦痛”的任务，同“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的出发点，二者之间是格格不入，水火不相容的。
王国维无法避免这个矛盾。他既然认为人生就是痛苦，文艺的任务就是使人得到暂时的解脱，而既已解脱之后的那种超利害超欲望的境界，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里面，其实是很难找到的，严格说来是无法表现的，所以他不能不退到解脱之前的过程，这样一来就不能不碰到如何观察和表现解脱之前的人生痛苦的问题。特别是，他现在是在评论《红楼梦》，如果只说这部小说表现了解脱之后的境界，不说它表现了解脱之前由痛苦到解脱的过程，那是更说不过去了。
现在，可以进而谈谈《红楼梦》之精神。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之精神，在于它所写的贾宝玉的一生，表现了人类的欲望—堕落—痛苦—解脱的过程。我想把他这一套理论分成三点来看一看。
第一，关于贾宝玉的前身，是由顽石无才补天，幻形入世的问题。王国维解释这个神话的意义道:
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山之罪恶也。夫顽钝者既不幸而为此石矣，又幸而不见用，则何不游于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以自适其适，而必欲人此忧患劳苦之世界，不可谓非此石之大误也。但此一念之误，而遂造出十九年之历史，与百二十回之文字，与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何与?
这段话，理论上的是非先不谈，只谈它与《红楼梦》的原文所写，是否符合。王国维自己引用过的《红楼梦》原文是:
谁知此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自去自来，可小可大。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遂自怨自艾，日夜悲叹。
可见这块“顽石”其实并不“顽钝”，而是“灵性已通”。它的“灵性”是天崩地坏之后经过女锅锻炼的结果，而不是什么“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它“自怨自艾，日夜悲叹”的是不得入选去补天，根本不是什么“必欲入此忧患劳苦之世界”。还有王国维未曾引用的原文里面，明明是“茫茫大士”首先向那块顽石主动提出要“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帮，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那里去走一遭”，于是他把那块顽石“袖了，同那道人飘然而去”。尽管“石头听了大喜”，并非违心被迫而去;但是，律重主谋，怎能说“与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何与”呢?王国维还根据《红楼梦》第一百十七回中宝玉同那两个送玉而来的神秘的和尚、道士的问答，再一次论证道:
“所谓‘自己的底里未知’者，未知其生活乃自己一念之误，而此念之所自造也。……故携入红尘者，非彼二人之所为，顽石自己而已。”我所根据的《红楼梦》原文是: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来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你那玉是从那里来的？”宝玉一时对答不来。那和尚笑道：“你的来路还不知，便来问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