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终于连“解脱”本身也给否定了:
生活之意志之存于我者，不过其一最小部分，而其大部分之存于一切人类及万物者，皆与我之意志同。……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意志，皆我之意志也。然则拒绝吾一人之意志，而妹妹自悦曰解脱，是何异蹄涔之水，而注之沟壑，而曰天下皆得平土而居之者哉!佛之言曰:“若不尽度众生，誓不成佛。”其言犹若有能之而不欲之意。然自吾人观之，此岂徒能之而不欲哉!将毋欲之而不能也。……试问释迦示寂以后，基督尸十字架以来，人类及万物之欲生奚若?其痛苦又奚若?吾知其不异于昔也。然则所谓持万物而归之上帝者。其尚有所待欤?抑徒沾沾自喜之说，而不能见诸实者欤?果如后说，则释迦。基督自身之解脱与否，亦尚在不可知之数也。……要之，解脱之足以为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与否，实存于解脱之可能与否。若夫普通之论难，则固如楚楚蜉蝣，不足以撼十围之大树也。
走到这一步，可以说已经陷入理论上的绝境。这一步是王国维特别声明出于他自己对叔本华哲学的怀疑，提出来补叔本华之不足的。
其实，这不是什么补充，而已经是根本的否定。但王国维害怕承认是否定，于是又回过来解嘲似地论证道:今使解脱之事，终不可能，然一切伦理学上之理想，果皆可能也欤?今夫与此无生主义相反者，生生主义也，……然世人日言生生主义，而此理想之达于何时。则尚在不可知之数。要之，理想者，可近而不可即，亦终古不过一理想而已矣。人知无生主义之理想之不可能，而自忘其主义之理想之何若，此则大不可解者也。
这就是说，明知稻草断不能救命，但没有别的办法，还是只好紧紧抓住它，想象它能救命，聊以自慰。
王国维能走到这一步，叔本华没有走到这一步，这是因为王国维是认真的，他真正关心人类的苦乐。释迦、基督“解脱”以后，人类痛苦仍不异于昔，这个矛盾本来并不难见，但只有王国维这样认真的悲观主义者才不会绕开它。
王国维认为“生生主义”不可能实现的理由是:“夫世界有限，而生人无穷，以无穷之人，生有限之世界，必有不得遂其生者矣。世界之内，有一人不得遂其生者，固生生主义之理想之所不许也。故由生生主义之理想，则欲使世界生活之量，达于极大限，则人人生活之度，不得不达于极小限。盖度与量二者，实为一精密之反比例，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者之梦想而已。”这又正是王国维体现着中国初期觉醒者的无力心情的一个明证。他把世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看作永恒不变的常数，又把人类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率看作永恒不变的常数，更想不到人类的活动和生存可以不局限于地球，而只有人口无止境地在增加，结论当然是悲观的。但是，也只有真正关心人类的苦乐，才会为这个问题而苦恼。
王国维不懂的是:世界是一个无尽的过程，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也是一个无尽的过程。怎样才叫“得遂其生”，其标准也是不断提高，永无止境的。不论人类将来进步到什么程度，倘截取任何一段，静止地看，都将有多数人按当时标准要算是没有充分“得遂其生”的，甚至要算是“不得遂其生”的，而这就是继续发展的动力。但总起来看，在这个无尽的过程中，“世界生活之量”和“人人生活之度”的绝对值，都是在不断增加，而并不是像王国维所说的那样成什么“精密之反比例”。今天来说这个话，恐怕多数人都会相信，因为现实生活已经提供了广泛的证据。就此过程之永远前进而又永无止境而言，王国维说的“可近而不可即”是对的;但就此永远前进而又永无止境的过程本身即是理想之不断实现而言，王国维说“终古不过一理想而已矣”又是不对的。至于所谓“无生主义”之不能实现，情况就完全两样。王国维自己就指出了:释迦、基督“解脱”以后，人类不仅没有得到最后的完全的彻底的“解脱”，而且“痛苦不异于昔”，连过渡的部分的相对的“解脱”之量也没有比先前更多一点。这样的理想不仅“不可即”，而且也“不可近”，真正是“终古不过一理想而已矣”。它与“生生主义之理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五)对人生的悲观，产生了悲观主义哲学。
而悲观主义哲学，未必能救济悲观，假如持的是认真态度的话。悲观主义哲学的究竟，无非是否定人生，否定宇宙，要从人生中“解脱”出来。但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最后都会发现，这样的“解脱”是不可能的。如果一位悲观主义哲学家持的是认真态度，迟早总会发现这个不可能，于是在理论上陷入绝境，在实践上就会走向悲观主义哲学的反面，或者是一变而为纵欲主义，或者是采取悲观主义哲学所不取而为一般的厌世者经常采取的方法—自杀。王国维盛称宝玉的出家，而痛论金钏、尤三姐、司棋、潘又安的自杀断非“解脱”之道。可是他自己并没有走宝玉的道路，而恰恰是走了金钏的道路。不管他自杀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管他自杀的时候是否巳经忘记了青年时代信奉过的悲观主义哲学，总之，昆明湖水埋葬了叔本华，洗出了王国维的本相。这是一个认真的悲观主义哲学家的悲剧，
回头再说《红楼梦》。
《红楼梦》的悲剧，很容易被用来宣传悲观主义哲学。但悲观主义哲学却无助于解释《红楼梦》的悲剧，愈解释愈自相矛盾，愈解释愈胡涂，这不仅因为《红楼梦》所反映的并不是什么“生活之欲”的悲剧，而且还因为《红楼梦》的作者根本就不是以否定人生的观点来写这个悲剧。第一回开宗明义就说得很清楚: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也。……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破一时之闷，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这是惟恐生活中他认为最美好最有价值的东西“一并泯灭”，竭力要使之“昭传”。他所歌颂所悼惜的，正是那些青年女性的爱和恨，喜和愁，希望和失望，锦心和绣口，生命和毁灭……总之正是“生活之欲”。他写出这一切的大毁灭，正是要证明这一切都不应该被毁灭。他尽管在“太虚幻境”的册子里注定了每个人的毁灭的命运，但是在大观园的现实场景里却表现了每个人都不应该得到那一份命运。哲学家可以来同《红楼梦》的作者辩论:你所谓不应毁灭的东西，是否真正不应毁灭?但不能改变作品的内容，不能说作者是要谴责顽石的一念之差，自甘堕落，不能说作者是把绛珠仙草还的泪水看作诱使顽石堕落的“祸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