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观主义哲学之所以解释不了悲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文学艺术总是要反映生活的，既要反映生活，就不能不反映“生活之欲”。文艺作品中塑造成功的人，总是生活着欲望着的人;否则就只是一个有姓名有形貌有言动的影子。不直接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也总是反映人的趣味、爱好、情绪、想象……从悲观主义哲学来说，这一切都只能引向生活之苦，而不能引向“解脱”之乐。王国维说《红楼梦》中的人物，只有宝琴、岫烟、李纹、李绮“若藐姑射神人，敻乎不可及矣”。但是他也知道:“夫此数人者，曷尝无生活之欲?曷尝无苦痛?而书中既不及写其生活之欲。则其苦痛自不及而写之。”其实，宝琴等数人，书中出现很迟，正是没有塑造出活生生的形象而只有影子的人物。如果《红楼梦》只写这样的人物，它就毫无价值可言。王国维觉察到这个矛盾，他又给文学艺术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其材料取诸人生，其理想亦视人生之缺陷逼仄，而趋于其反对之方面。”这同他前面说的文学艺术表现超利害超欲望的“华胥之国，极乐之土”已经大大矛盾，即使就这个定义来说，文学艺木也只能表现出“缺陷逼仄”的“材料”，而那个“反对之方面”终于不是文学艺术所能表现出来的。纵使作者自己心目中有那个“解脱”的境界，而他实际写出来的悲剧的人生，越是写得成功，在读者心目中就越是会引起与“解脱”毫不相干的效果。悲观主义的“无生”哲学之所以不能解释活生生的人生悲剧，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王国维第一个把《红楼梦》作为人生悲剧来讨论，尽管他并不能正确解释这个悲剧，但只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问题，他在所谓“红学”的历史上就作出了划时代的大贡献。因为在他以前，《红楼梦》的评论者，没有一个人是从这个角度来谈的。他归纳光前种种说法，“约育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一书，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这两种其实又只是一种，即不把文学当文学看，而是当作某种实事的记录来看。所以，不妨这样说:真正把《红楼梦》当作文学作品来研究，通过书中的艺术形象而不是考索书外的“本事”，来研究作品的主题而不是推敲什么微言大义，这是从王国维才开始的。他在研究中。肯定《红楼梦》是悲剧，肯定悲剧有很大的价值，这也是第一个。尽管他的悲观主义哲学解释不了这个悲剧，但他的这些贡献，仍然是不可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