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报人查良镛比小说家金庸更重要

话金庸形象

他有三张面孔：文人的、商人的、大中国主义的

记者：《金庸传》颇为详尽地介绍了金庸的一生，复杂且具有传奇性，概括地讲，在你心里金庸是怎样一个人？

傅国涌：金庸有多重的面相，他至少有三张面孔。一张是文人的。无论写通俗的武侠，还是纸上论政，他都是拿笔杆子的文人；第二张是商人的。他深受香港商业社会的影响，深谙香港市民的心理，洞察市场的需要。他办报，每一分都计算得很清楚，他心中有一个算盘，远胜于他不会经营的父亲，即使在其他方面他也常常在不经意中露出商人的精明；第三张脸是大中国主义的。他渴望大一统的、民族融合的中国，他在香港遥望北方，心系大陆，他热切关注台湾岛上一举一动，他在武侠小说中如此流露，在报纸论政时同样如此，他后期许多重大的选择都与此有关。

记者：本书2013年再版，据出版社说，是在2003年初版的基础上增加了近10万字，并做了一些删减。你在后记中说，这么做的原因并非是为了尽量展现金庸的一生，而是更多地反映他和那个时代的交互，以此探讨一个时代的命题。可否这样理解？

傅国涌：是，可以这样理解。其实，我之所以愿意写金庸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也只是想透过这个人物的命运看到20世纪大起大落的时代变迁，从而窥见一个民族命运的纠结曲折，在一个读书人身上折射出1923年以来中国的沧桑命运，文明与野蛮的消长，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动荡与安定的转换，繁荣与贫困的反差。所以，我可以不吝笔墨去写他早年接受的教育，从小学到中学，民国教育赋予他的知识根底、精神滋养，也许都是值得今天惊叹的。他于抗战胜利之后初入报业，从《东南日报》的电讯翻译兼编副刊幽默专栏，接受了最初的媒体训练，打开了国际新闻视野，进入《时与潮》半月刊，特别是考入文人论政典范的《大公报》，有幸近距离接触胡政之、王芸生、许君远等一代报人，在他们身上闻见民国报业自由的最后气息。

作为报人，他完成了自己的华美演出。他是复杂的，如同他亲历的那个时代一样。1993年他卖掉《明报》之后，他与时代的关系才渐渐淡去，他的人生也在慢慢的落幕当中。

说金庸影响力

他在晚年亲手把自己的影响力卸载了

记者：你写作《金庸传》最遭人诟病之处，莫过于没有实际采访过金庸，虽然这些都可以从资料补足，但是否始终缺乏一个更为直面的资料？

傅国涌：我曾说，没有采访过金庸既是失，也是得。其实，采访是记者的事，我只是史家，用史家笔法来写人物传记，中国史学一直有深厚的纪传体传统，我完全可以通过掌握史料来完成，读者该问的不是我有没有采访传主，而是我使用的材料是否可靠，我的态度是否客观、平衡、严谨，我有没有写出传主真实的人生和他的时代。传记的第一标准是可靠，只要靠得住，没有与传主面对反而是得，而不是失。尤其是像金庸这样一个性格复杂、名声巨大的人。一个小小的例子，所有的出版物包括金庸自己都说他是1924年生的，我却可以找出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其实是1923年生的。在许多问题上，老实说采访如此聪明、如此有地位的传主，很容易会为他误导、为他所欺。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表示没有采访就一定好于采访过，凡事没有定例，每个个案都要按具体情况处理。

记者：金庸针对本书2003初版曾发表言论，“不推荐读，连篇谎话……”这让初版饱受争议，2013年修订版，虽然你说过，不需要得到金庸的认同，但能否避免一些争议？

傅国涌：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争议，这不是一个作者要考虑的。重要的是任何批评、质疑都需要证据，只要有人拿充分的证据证明我哪一点不对，我会十分感激，并乐于修改。如果是观点不同，那就只能各自表述了。我恪守一个原则，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一切都要从事实出发。

记者：金庸已经隐退很多年，但他的武侠小说始终不断地被翻拍，金庸本人也因北大读博以及其他事件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这些都是他影响力的象征。你如何看待金庸的影响力？

傅国涌：金庸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还不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往往是娱乐版，他的新闻往往是有争议，爱之恨之不屑之都有。要说影响力，鉴于他晚年的许多表现，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真实的影响力了。要有，也只是在他的铁杆粉丝中仍保留着挥之不去的那种影响。必须说，他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每个人都免不了这一天，他也不例外，这是不可抗拒的。当然他的小说将继续拥有读者，那里埋藏着很多读者少年的梦。

也可以说，他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一步步亲手把自己的影响力卸载了。我尊重金庸的人格，虽然我不认同他晚年的许多判断和选择，但就我掌握的材料而言，他在生平亲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作出的选择还是站得住的，他是复杂的人，性格，经历，心态皆是。总而言之，他太聪明了。而我始终认为对太聪明的人要时刻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