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一代报人与政治的进退

傅国涌

金庸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范蠡，《射雕英雄传》中就借黄蓉之口对范蠡有过很高的评价，范蠡甚至成了他短篇小说《越女剑》的主角，以真实历史人物而成为主角，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他笔下的范蠡为人倜傥，不拘小节，所作所为，往往出人意表，其一生临大事，决大疑，不知经历过多少风险，最后携西施泛舟太湖。他的好朋友沈君山1998年在台湾“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开幕式致词说，范蠡曾为“帝王师”，辅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完成吞吴复越的大业，然后拥绝代佳人西施归隐江湖，还聚财无算。可惜他只实现了范蠡的后两个理想，却没有机会像范蠡那样为“帝王师”。他一生没有功业，想做个外交官都铩羽而归。写武侠、办报是他不经意撞上的，甚至带有一点无奈。《大公报》的同事、画家黄永玉也觉得，“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以他的才能和智慧，怎么去写武侠小说呢？他应该做比这个重要得多的事情。……他是很可爱的人，很温和的人，而且那种神奇的力量你都很难想象。”他完全是无心插柳，既然没有机会做“帝王师”，他便将满腔的抱负，寄托在报纸和小说中。

金庸在《卅三剑客图》中说：“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甚么改变。”他的武侠小说一开始就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一曲《书剑恩仇录》，飘荡在江山与江湖、权力与血统之间，乾隆的阴险、毒辣和狡诈首先来自他对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追求，为此，他不惜背叛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绝伦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碧血剑》对李自成们打进京城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叙述，只不过再次印证了“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一质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他身上却有许多人性中美好的品质，是个可以信赖的人，这恰恰是那些成了“领袖”的人所不具备的。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与张无忌相比反而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从庙堂到江湖，没有什么两样。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一样难以幸免，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一样如此。他们野心勃勃，将无限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数千年来被专制政治毒化的畸形现象。“未把握到权力的人暗里筹谋，既得权力的人处心积虑防人夺权，未得到权力的人洞悉当权者喜听奉承的弱点，但一旦得到权力，自己却不知不觉地重蹈覆辙。”（吴霭仪语）

从1959年到1989年，30年间金庸在《明报》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早期的社评贯穿着对权力的批判。他甚至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1972年8月15日，他在《人民·政权与领袖》社评中说得很清楚：

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简而言之曰：“杂用王霸之道。”号称行王道，实际上行霸道。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

只读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没有读过查良镛的社评，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完整的金庸。多年前，金庸说他正在编新闻评论集，准备在香港出版，今后如有可能再在大陆出删节本。他年轻时代经历过国民党统治的岁月，直到1948年才离开大陆，多次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生冲突，在中学时代，一次被迫转学，一次上了开除名单，大学时代在中央政治学校又被迫退学，他不喜欢蒋介石和国民党，却没有成为激进青年，这是值得关注的。1972年1月29日，他在《明报》发表的社评《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说，自己从来无意做革命家，但他一直对政治充满关心：

我们在香港办报，只是经营一件企业，并无做革命家的大志，自知无此本事，也没有雄心或野心去反对任何中国政府。但因为我们的读者都是中国人，人人关心中国的事务，而《明报》的读者又比较是关心政治的，因此我们有义务作为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一方面将中国的消息向读者报道，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各种情形表示意见。

他曾做过外交官之梦，自1950年北上，梦断京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作为成功的报人，他有机会参与香港公共事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委员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从麦理浩到尤德、卫奕信，他是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读他的社评。对戴麟趾、麦理浩等人，他都有好评。他说：“英国人对我也很客气。不过英国也不会找我去做些什么。我与麦理浩、尤德、卫奕信交情都不错，朋友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