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一代报人与政治的进退

1985年，他应邀担任香港基本法草委。1995年他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不过那都是业余政治。参与起草香港基本法，他只是视为牛刀小试，聊胜于无。他说：“我一直存了这个‘报恩思想’来做这件事。香港人待我极好，我除了写几部小说，办一张报纸和几份杂志之外，报答远远不够，在我晚年退休之前，尽力协助起草一部好的基本法，虽仍不足以报答，总之是多出了一份力。”

2001年5月他在广州说：“我觉得幸亏没有从政，完全不遗憾，运气很好。……从政当然也很好，但是我的个性不大适宜从政，因为个性很不愿意接受上司的吩咐指导，不愿意受约束。从政当然有它的好处，可以服务大众嘛，但是我确实不适合。”一度有传说，他想做香港行政长官，他对此坚决否认。多年后，他在湖南说：

我不是政治家，也不参政。我跟你解释，我参加香港《基本法》的起草工作，…… 不是作为政治家参加政治活动，要在政界争取一个地位继续为人民服务。我这个行为比较简单的，就是起草基本法，保证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所以我不是什么政治家……

从1962年的“逃亡潮”到1967年的“五月风暴”，《明报》崛起的过程，几乎每一次重大事件他都站在港府一边，却赢得了香港的民心。80年代以来，面临香港回归，在未来的政制安排上，他与北京的立场不谋而合，遭到香港舆论的攻击，示威、焚烧《明报》，他都不为所动，这里有他少年时的创伤记忆，小学历史课上的眼泪，也有他既得利益的现实考虑，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的建制派”。每个阶段他都作出了自己的选择。1967年的选择曾给他带来生命威胁，他成了“左派”的暗杀对象，这是他一生遭遇的最大危机。进入80年代，他的言论倾向发生变化，虽屡遭质疑，却无须面对这样的威胁。他有抱负，更有纵横捭阖的手段与谋略，香港甚至有人说他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他的“政治现实主义”使他在两岸三地游刃有余。有一种看法，他晚年日趋保守，他在功成名就之后，安享富贵，已失去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锋芒。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他毕竟是个复杂的人物，不仅仅是个商人，“他是一位有信念的文化人却是更重要的事实”。

他极力在两岸三地之间保持平衡，他多次对《明报》记者李广荣等人说：“《明报》的立场，要以香港市民、大陆人、台湾人和华侨的利益为依归。”他身上的“大中国主义”情结，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血与火的洗礼、又在1949年后定居海外的人很难体会的，他们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对国家强大所寄予的期望，都是深入骨髓的。如果对他们早年人生的动荡和飘零海外的处境缺乏深入的理解，我们很难准确把握他们的这一心思。

早在1960年初，中国将与缅甸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他在1月29日的社评《向中共提一个意见》说，“划定边界乃千年大业，不要为了迁就一时的外交策略而对缅甸过分让步。是否侵略，日久自明。属于中国的疆土却一寸也不能退让。”中国与印度、越南发生战争，他都是站在中国一边，肯定、欣赏北京的方略进退，并不断发表预测性的评论。1962年10月，中国与印度边境发生武装冲突，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对印度领土进行“不顾原则的挑战”，是“猛烈的侵略性行动”，10月23日，他在《明报》发表《美国声明是非颠倒》社评，予以驳斥。

在上世纪70年代初的钓鱼岛事件中，他麾下的《明报》和《明报月刊》都是劲旅。他的大中国立场极为清楚，《中国应即派兵上钓鱼岛》（1972年5月7日）等一系列社评传递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1971年4月13日，他在社评《保卫主权·不可节外生枝》说：“参加保卫钓鱼台，不必附有任何条件，不必身家清白，政治思想纯正，阶级出身良好，不必一定品行端正，动机正确……任何条件的附加，都会引起争执，削弱了力量。”对于这个立场他一直很自豪。

中、苏交恶，他一直称颂毛泽东和中国的立场。他在1969年3月5日的社评《这次要赞一赞中共》说，“中共以强硬态度对付这北方之熊，那是好汉子的行径。”1976年9月10日，他在《毛泽东去世》社评中说：“他对于中国国家人民的功过，则依各人的政治立场，而会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但有一件大功劳，全国人民都必须承认，那是他领导中国，坚强不屈的抗御苏联对中国的侵犯。自从开始对苏联斗争以来，他这坚决反苏的立场始终没有丝毫动摇。”

他一直主张两岸统一，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1964年1月23日法国与北京建交，到2月11日半个月中并没有与台北断交，他在1月29、30、31日接连发表《法国正式搞“两个中国”》、《法国“阳谋”，天下共见》、《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