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一代报人与政治的进退

即使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明报》社评猛烈抨击“跋扈”的林彪、“算老几”的江青之时，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人的肯定、赞美和同情，只是当年幼稚的香港“左派”把他当成了对立面。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只是反对“文革”时期搞的那一套。“任何主义的本意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有诚意的，只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渗入了杂质而已”。他多次说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可以公平竞争，谁把人民的生活弄好，就好。

1981年7月，他应邀访问大陆，享受国宾式的“最好待遇”，细读他返港后发表的谈话，会感到他对邓小平和大陆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回归感，他坦称对邓“一直很仰慕”、“一直很钦佩邓小平的风骨”，这都是真心话。有人评论：

数十年来，读他的报章，或有一种举头望月的感觉，其阴晴圆缺，视节令而定，初一十五，并不一样。

而按他的解释，又或可用另一个形象的角度以譬喻：读他的报章如在一日之间仰观天日，可见日头于晨在东，于午居中，于暮而又西坠，而未知转动的是观日者足下的大地，而非太阳本身。理想与宗旨，应是毕生追求的精神太阳，永为光与热之所寄的恒星。望月与观日的两派理论，各有所据，最后的公论，大概要交给历史去仲裁。

他本人却认为，“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

其实，他对大陆的看法，是有思想脉络可寻的，1972年3月1日，他的《明报》社评一直没有引起注意：

我们并不期望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事实上，资本主义有重大缺点，中国改行资本主义，绝非广大人民之福。而实行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只有增加全体人民的幸福，而决不会减少。我们热切盼望中国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和平演变。

我们所衷心希望的，是大陆和台湾双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分别改进，逐步成为类似北欧各国 （例如瑞典、挪威）的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就可以理解他的大中国情结不仅是民族主义的选择，同时也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认同。他认为，“平等的社会主义、自由的民主主义、仁爱的人文主义，这种三结合，终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老模式中不断地寻求着内心的平衡。然而，他也未能克服一种常见的弱点，在忧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断和危机感，并有所承担，在安乐中却不能自持，……”

香港专栏作家陶杰比较他与张爱玲、高阳，同样是士大夫家族出身，只有他跳出了旧中国的窠臼，得益于英国殖民地香港的独特条件，右手写小说，左手办报纸，把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电影娱乐结合，创造出举世无双的想象世界，且把一家华文传媒办成了现代企业。他其实同样受到这个家庭背景的限制。他身居英国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读过大量外文书，并翻译过罗素等人的著作，有机会接触先进文明，但他终究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身上有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怀”。“查良镛常被人推崇为学贯中西，但实际上他是非常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个有优异外语能力的报人却潜心于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二十年，……他对明报的治理并无多少西方企业精神可言……”已故文学评论家胡河清一语洞见：

金庸出身在一个破落的旧贵族家庭。他们都具有深远的家世感，从而从遗传密码和贵族生活方式中摄取了大量关于中国士大夫文化的隐蔽信息。同时“破落”又使他们降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之中，领略到了民间情感生活的深广天地。

2005年1月记者在杭州问他，你晚年经常出席各种地方政府举办的活动，有评论说是“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对此他并不在意。“呵呵，说我和高层的人还是有很多交往，是吧？这句诗吟得很好。还有句话是说，隐士你隐在哪里？终南山。为什么隐在终南山？因为终南山离长安近，说明你心不忘朝，还是跟大官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