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报人查良镛比小说家金庸更重要

10年前的夏天，历史学者傅国涌推出了48万字的《金庸传》，当时有评论称傅版《金庸传》一改“以往的《金庸传》作者们无一例外的仰视之姿”，让“金庸从神坛上走了下来”，但却惹“传主”金庸的“不高兴”，对于书中将其描绘成“斤斤计较”、“抠门”、“依附权势”、“口才迟钝”等，金庸认为那是“谎话连篇”；2013年夏天，傅国涌再出修订版《金庸传》，在原版上增加了10万字以上的新材料。用他的话说是，“为的不是还原一个更真实的金庸，去得到金庸的认可，而是在思考，金庸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对大时代的回应，和大时代带给他的独特机遇。”而目前，还未见金庸对于修订版《金庸传》的回应，但关于金庸的话题却不停歇，比如金庸北大博士学位能否顺利拿到？本报记者近日邮件专访了修订版《金庸传》作者傅国涌。

博国涌，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当代中国知名知识分子。学术方向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史，善于以客观全面的视角解读历史。出版过《金庸传》《叶公超传》《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著作，2003年第一版《金庸传》因金庸本人不认可而饱受争议。

谈金庸研究

在他心中，写武侠不是最重要的，办报纸才是

记者：《金庸传》全书着墨重点集中在金庸的报人身份上，而非武侠小说大师。可否这样理解，相比他武侠小说作者的身份，你更欣赏的是报人查良镛？

傅国涌：我写的是传记，重视传主生平和他经历的这个时代，而不是作文学评论，何况武侠小说对他来说，只是娱乐读者的一个手段，在漫长的时光中，逐日连载的武侠小说始终只是他办报的副产品，无论是作为副刊编辑的查良镛，还是《明报》创始人的查良镛，都比写武侠的金庸更重要。在他生命的晚年，香港环境改变，《明报》易手，报人查良镛年华老去，大众看到的才往往是他的武侠作品。但在1993年前，也就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报人角色始终是决定性。我怎么写，其实不取决于我怎么看，而是取决于他真实的人生是怎么样展开的。毕竟是传记，不能虚构，也不能按照时过境迁之后的看法，而是要重视于事实本身，客观地呈现他曾经的人生。在传记写作中，主观的看法永远要从属于客观的事实。

记者：书中有一段论述，意在说明，金庸本人也更喜欢当一个针砭时弊的报人。在你看来，报人和写武侠小说在金庸心里分别占据了怎样的地位？

傅国涌：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从1955年到1972年，第一次大规模修订完成于1980年，一共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正是他人生最宝贵的青壮年期，似乎看起来他在武侠小说上花费了很大的心思，其实，在1959年之前，他的主业是副刊编辑、是电影编剧，武侠连载不过是副业，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心血，可谓妙手偶得，或者无心插柳。自1959年起他创立《明报》，白手起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了报纸的生存发展倾注了全部时间、心血，写武侠连载，招徕读者也是其中的一个手段，从“神雕”到“天龙”都是如此，等到“笑傲江湖”和“鹿鼎记”连载时，报纸发行量已经稳定，他无需为生存考虑，也因此，1972年连载完了“鹿鼎记”，他就封笔了，其中固然有其他原因，没有这方面的动力也是重要因素。在他心目中，至少在1989年之前，武侠小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分量，报纸始终在他心目中居于首位。他曾一再说《明报》是他毕生的事业和梦想。

记者：你在本书的后记中说，对于武侠小说家金庸，你的兴趣并不大，但时评终究是一时之评，金庸传世的以及被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武侠小说，从这个角度看，解读金庸是否更应从他的武侠小说入手？

傅国涌：我看重作为报人和政论家的查良镛，是因为他真实的人生原来就是如此，不是我刻意要厚此薄彼，而是他自己厚此薄彼。对于他报纸的看重也不是看重他的时评那么简单化，他的报纸彰显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处于两岸三地之间，以他的笔见证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同时他靠他的笔融入那个时代的跌宕风雨之中，成就了他人生的华彩。没有《明报》，仅仅凭武侠小说，他不会被海峡两岸看重，不会成为那个时代香港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所以，解读金庸人生，不能只从武侠小说入手，尽管那也是一种参考，毕竟其中有他真实人生的投影，有他生命经验的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