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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报人查良镛比小说家金庸更重要


来源:乌鲁木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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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我看重作为报人和政论家的查良镛,是因为他真实的人生原来就是如此,不是我刻意要厚此薄彼,而是他自己厚此薄彼。傅国涌:金庸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还不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往往是娱乐版,他的新闻往往是有争议,爱之恨之不屑之都有。

10年前的夏天,历史学者傅国涌推出了48万字的《金庸传》,当时有评论称傅版《金庸传》一改“以往的《金庸传》作者们无一例外的仰视之姿”,让“金庸从神坛上走了下来”,但却惹“传主”金庸的“不高兴”,对于书中将其描绘成“斤斤计较”、“抠门”、“依附权势”、“口才迟钝”等,金庸认为那是“谎话连篇”;2013年夏天,傅国涌再出修订版《金庸传》,在原版上增加了10万字以上的新材料。用他的话说是,“为的不是还原一个更真实的金庸,去得到金庸的认可,而是在思考,金庸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对大时代的回应,和大时代带给他的独特机遇。”而目前,还未见金庸对于修订版《金庸传》的回应,但关于金庸的话题却不停歇,比如金庸北大博士学位能否顺利拿到?本报记者近日邮件专访了修订版《金庸传》作者傅国涌。报人查良镛比小说家金庸更重要

 

报人查良镛比小说家金庸更重要

 

博国涌,历史学者,自由撰稿人,当代中国知名知识分子。学术方向主要集中在中国近代史,善于以客观全面的视角解读历史。出版过《金庸传》《叶公超传》《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等著作,2003年第一版《金庸传》因金庸本人不认可而饱受争议。

谈金庸研究

在他心中,写武侠不是最重要的,办报纸才是

记者:《金庸传》全书着墨重点集中在金庸的报人身份上,而非武侠小说大师。可否这样理解,相比他武侠小说作者的身份,你更欣赏的是报人查良镛?

傅国涌:我写的是传记,重视传主生平和他经历的这个时代,而不是作文学评论,何况武侠小说对他来说,只是娱乐读者的一个手段,在漫长的时光中,逐日连载的武侠小说始终只是他办报的副产品,无论是作为副刊编辑的查良镛,还是《明报》创始人的查良镛,都比写武侠的金庸更重要。在他生命的晚年,香港环境改变,《明报》易手,报人查良镛年华老去,大众看到的才往往是他的武侠作品。但在1993年前,也就是他人生的黄金时代,报人角色始终是决定性。我怎么写,其实不取决于我怎么看,而是取决于他真实的人生是怎么样展开的。毕竟是传记,不能虚构,也不能按照时过境迁之后的看法,而是要重视于事实本身,客观地呈现他曾经的人生。在传记写作中,主观的看法永远要从属于客观的事实。

记者:书中有一段论述,意在说明,金庸本人也更喜欢当一个针砭时弊的报人。在你看来,报人和写武侠小说在金庸心里分别占据了怎样的地位?

傅国涌: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从1955年到1972年,第一次大规模修订完成于1980年,一共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正是他人生最宝贵的青壮年期,似乎看起来他在武侠小说上花费了很大的心思,其实,在1959年之前,他的主业是副刊编辑、是电影编剧,武侠连载不过是副业,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心血,可谓妙手偶得,或者无心插柳。自1959年起他创立《明报》,白手起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为了报纸的生存发展倾注了全部时间、心血,写武侠连载,招徕读者也是其中的一个手段,从“神雕”到“天龙”都是如此,等到“笑傲江湖”和“鹿鼎记”连载时,报纸发行量已经稳定,他无需为生存考虑,也因此,1972年连载完了“鹿鼎记”,他就封笔了,其中固然有其他原因,没有这方面的动力也是重要因素。在他心目中,至少在1989年之前,武侠小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分量,报纸始终在他心目中居于首位。他曾一再说《明报》是他毕生的事业和梦想。

记者:你在本书的后记中说,对于武侠小说家金庸,你的兴趣并不大,但时评终究是一时之评,金庸传世的以及被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武侠小说,从这个角度看,解读金庸是否更应从他的武侠小说入手?

傅国涌:我看重作为报人和政论家的查良镛,是因为他真实的人生原来就是如此,不是我刻意要厚此薄彼,而是他自己厚此薄彼。对于他报纸的看重也不是看重他的时评那么简单化,他的报纸彰显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处于两岸三地之间,以他的笔见证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同时他靠他的笔融入那个时代的跌宕风雨之中,成就了他人生的华彩。没有《明报》,仅仅凭武侠小说,他不会被海峡两岸看重,不会成为那个时代香港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所以,解读金庸人生,不能只从武侠小说入手,尽管那也是一种参考,毕竟其中有他真实人生的投影,有他生命经验的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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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鹏远]

标签:报人 金庸传 查良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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