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中国当下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只有职业知识分子

特约记者 李兮言 发自广州

古旧的红砖小楼建筑群，在广州市中山大学新港西路校园里，沿路常见。而坐落在校园东北区309号的这一幢小红楼，看上去并无特别之处，只是房前的草坪较其他小楼更开阔，房子周围独有栅栏围着，正门前是一条水泥小路。不远处的草地上，史学大师陈寅恪的铜像寂静矗立。每年，除了毕业生来这里拍照留念，平时都极静。

陈寅恪人生的最后时光在此度过。他晚年双目失明，只能通过微弱的光影辨物。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最高首长的陶铸听闻，让学校为他铺设了这条能够反光的水泥路，并安上栅栏，方便陈寅恪散步。

1969年10月，陈寅恪在广州逝世。他虽在生前已是国宝级人物，但真正的“陈寅恪热”开始席卷中国大地，则在他离世十几年后。2013年，这股热潮似有重来之势：有关陈寅恪的书籍相继出版七八本，包括张求会的《陈寅恪丛考》，张荣明的《竺可桢与陈寅恪》，谢泳的《 陈寅恪晚年诗中的人事》，陈怀宇的《在西方发现陈寅恪》以及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再版等。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当是今年6月，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修订再版，发行5万册。

《陈寅恪的最后20年》最早出版于1996年。“首印后不久，就有报道说这本书在上海书市上被一抢而光，之后便引发了社会上的热烈讨论。那个时候大大小小的书店、机构组织座谈会，包括北大人文学科的一些教授以及陈寅恪先生的一些弟子。报纸上的反映也很热烈。也因此，从首印到1997年底，这本书先后印了六次，共八九万册。因为它毕竟不是普通畅销书，陈寅恪是个高端的人，因此一次只敢印一两万册。”三联书店负责《陈寅恪的最后20年》再版工作的孙晓林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新版已修改“龙潜”部分

谈“陈寅恪热”，绕不开《陈寅恪的最后20年》。当年，该书的推出切中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痛点”，带出了90年代大范围内的“陈寅恪热”，与陈寅恪相关的书籍不断出版。“陆先生的这本书，直接将‘陈寅恪的最后20年’促生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功不可没，载入史册。”陈寅恪研究者张求会表示。

《陈寅恪的最后20年》在当时之所以能引起轰动，也与陆键东的写作特点有关。文史学者、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荣明评价：“这本书用的是第一手资料，它的可贵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它发掘了很多大家看不到的历史档案资料。”此外，陆键东也实际采访了陈寅恪的多位同事、家人等，这些人跟陈寅恪生命的最后20年密切相关。“这些全是一手的东西，这个可能是这本书能脱颖而出的最重要原因。关于陈寅恪的生平，有很多口口相传的东西，包括他的父亲、祖父。这些多少年留下来的东西，大家是有神秘感的，而这本书根据文献及采访，还原了他的生命历程和心路历程。作者的切入角度有他的特色，他是从20世纪的中国文化传承角度去理解陈寅恪的，这样，个体生命和时代文化变迁就扣合了起来。”孙晓林解释。

“陈寅恪”现象同时又是个敏感话题。用陆键东拒绝时代周报记者此次采访时的话说，陈寅恪的话题“不能随口而出，因为它们都扯动着心灵”。自今年2月接受某家媒体采访后，陆键东再没有就“陈寅恪”的相关话题接受过任何访问。“现在只想踏踏实实做些实事，不希望（再版）搞得声势浩大。”

如果对《陈寅恪的最后20年》的前尘往事有一定了解，就不难理解陆键东的低调。1997年3月，此书出版后不久，因书中提及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党委书记龙潜在中大任职期间“领导数场运动”的言行，陆键东和出版方三联出版社被龙潜后人告上法庭。三年后，法院宣判陆键东与三联书店登报道歉，此外还必须接受在该书未进行删改之前不得重印、发行的判决。据孙晓林透露，随后十多年，尽管不断有读者向三联询问再版之事，但由于“作者的关注点转移到其他课题上”，一直到去年，该书才被提上议程，修改并重印。

再版的书中，有关龙潜的部分，已按法院当时的要求做出了修改。对比新旧两版，时代周报记者发现，“龙潜”的名字已经被“主管副校长”、“这位领导”等指代名词取代。在内容描述上，令读者印象较深的“他妈的”、“你不坦白，就枪毙你”等“副校长”的原话被保留下来，但部分有关其的评价已被删除，其中包括那句“龙潜留下了很多年后依然使‘中山大学教工闻之胆颤心惊的‘豪语’”—这句话曾直接出现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上。此外，“副校长”领导运动的主要过程，以及针对陈寅恪的一些言行描述仍旧保留。

在结构上，新版基本遵从原版，保留了全貌。在原版基础上增加的内容则在一万到两万字之间。“从形式上看，比较明显的是，新版中大段的注释基本上是这次新补进来的，是这些年作者的新材料、新发现以及大家关注的热点，带有作者自己的评论、分析，每条以几百字篇幅呈现。一共修改了几十处，其中20-30处补在注释里，其余有十来处在正文里。” 孙晓林对时代周报记者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