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中国当下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只有职业知识分子

傅国涌：“陈寅恪不是做学问的标准，是做人的标准”

时代周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曾出现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大讨论，只维持一两年就草草结束，对陈寅恪的讨论却一直持续了下来，为什么？

傅国涌：陈寅恪是一个个案。作为个人，他的身上有道德力量、人格力量、思想力量、学术力量，这使他能够成为后世人心目中持续、长久的话题，也许再过五百年还可以讨论，就像《红楼梦》、曹雪芹还可以讨论一样。这种力量可以穿越时空。而那种比较简单化的、抽象的什么主义、思潮的讨论，往往都是面上的，缺乏内在的力量，难以持续。

时代周报：现下和90年代的社会环境又有区别，信息接触、人文环境都不一样了。比如，每天微博上的各种信息真假难辨。陈寅恪的意义会因此改变吗？

傅国涌：我想这样的表述不够准确，准确地说，现在跟上世纪90年代没有什么不同，因为当下的这个中国，某种意义上就是从1992年开始的，是全面商业化、城市化、泡沫化、碎片化、娱乐化开始的时代。从90年代到今天的二十几年，是一个完整的历史段落，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现在倒应该跟上世纪80年代比较，80年代的中国曾处于另一个时代，与今天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或落差。今天，中国人的道德、文化、精神都在向下走，而肉体、欲望、物质消费都在疯狂膨胀，显示了一种分道扬镳的趋势。今天是90年代的结果，90年代是今天的开端。

时代周报：微博等自媒体兴起，每个人都可以发表对社会议题的看法，知识分子似乎是从神坛上走了下来。如此，大众对知识分子即所谓的“社会良心”的期待和依赖性会不会降低？

傅国涌：你说的现在跟90年代在这方面的不同，其实只是技术层面的不同。互联网的出现包括微博、微信的出现，只是降低了发言的门槛，但对发言的品质、深度、准确性、周全性方面，仍然没有明显改变。现在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一只猫都能在网上说话，零门槛，但是从长远来看，归根到底，一个民族还是要靠大脑提供向哪里走的思考。

我觉得陈寅恪现象将是中国长久的话题，他并不是一个思想家，他是一个学者，一个非常专业的历史学家，在学术上有重要贡献。他并不是对中国政治有很多思考的知识分子，人们关注他，主要也不是他对公共领域的发言，而是关注他的人格、道德层面。大家关注的是，当一个国家处于大变革、大更迭，一个有深厚专业素养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坚持自己的文化人格的选择的？是如何能保持自己的精神并始终如一地捍卫自己作为人的尊严的？这是陈寅恪最根本的地方。中国今天最缺的就是这一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寅恪是做人的标准，不是做学问的标准。做学问的话，谁能做得过他呢？人们关心更多的是作为人的陈寅恪，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的陈寅恪。

时代周报：眼下很多知识分子争着留在体制内。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对陈寅恪这样的学者推崇备至，不矛盾吗？

傅国涌：不矛盾，一是现实，一是理想。人总是向往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仰望稀缺的人。陈寅恪坚持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非常不容易，是要付出代价的，多数人都做不到。

现在的知识分子，跟陈寅恪那样的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概念。你提的“知识分子”，确切地说是职业知识分子，多受过大学教育，从事与知识相关的职业如教师、工程师、记者等，现在很多官员也都是博士。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有自己的内涵，起码具备三性：一是专业性，在专业领域要有出色的表现，没有专业性，一切免谈；二是公共性，要关心这个社会。如果只关心家里的房子、车子，也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具有公共性的，如爱因斯坦、鲁迅等人，也有很多像陈寅恪、钱穆这样的知识分子，对公共领域发言不多，但也都坚守良知底线。现在社会上将“公知”这个词污名化了，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公知”恐怕是中国当下独有的表述，是临时想出来的一个权宜之词，因为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只是职业知识分子。

除了专业性和公共性，知识分子最重要、最核心的是独立性，不能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或任何利益集团。“三性”之中，专业性第一位，独立性最根本，这两个是构成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最核心要件。

时代周报：能再出一个陈寅恪吗？

傅国涌：在传统学问上，不可能再有人可以跟他比拟，那样的时代过去了。他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在转型时代，他有很深的旧学根基，又到西方长期留学，开眼看过世界。中国将来或许会出现在学术上用新方法作出新贡献，同时又有公共性、独立性，并能扭转时代走向精神的人，没什么不可能，每个时代产生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