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2012年06月20日 15:52
来源：文摘 作者：邢兆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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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知识分子群体的专业知识和职业功能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影响了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人类社会批判的理性力量、社会良知和社会启蒙者的社会角色也为社会公认，具有不可替代性。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思想立场是和近代社会的市场经济、契约政治互为表里。本文旨在探讨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现代法治社会意义下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并剖析当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与道德作伪，进而指出中国此时此刻需要何种公共知识分子。

一、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不解情缘

徐友渔在“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一文中说:“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就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对舆论的形成与走向，以及对公共生活的气氛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对政府政策的形成发挥作用。[1]”这种说法过于乐观。当代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并未真正生成，除了社会环境的缺失之外，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学而优则仕”、热衷政治而凸显的犬儒哲学和追名逐利的市侩哲学是一个根本原因。

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有三次重要的集体亮相:1957年的“反右运动”、10年“文革”和80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热衷于政治斗争，将学术、道德与政治结合，乐此不疲，成为一种时尚。这批政治斗争中的慷慨激昂者会因政治风向的变化随时变成或是歌功颂德或是曲线阿谀奉承的犬儒。其中真正表现出公共知识分子思想和人品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以林昭为代表的大学生“右派”。在“整风鸣放”过程中他们没有政治权力的野心和追名逐利的动机，他们始终坚持对现实社会的质疑和批判，坚持对政治民主和法制的探索和追求，就是在劳改农场、监狱的艰难生活环境中也没动摇。林昭在“文革”中被杀害，留下了最后一份用鲜血和生命书写的遗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2]”但林昭只是个特殊的个案，大多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并非如此。贾植芳曾对胡风“内心深处不甘寂寞”，“不懂政治却偏偏要往政治旋涡里去凑”的行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他永远也摆脱不掉政治情结这只‘红舞鞋’。[3]”“中国的政治运动是造就大小文痞的温床。[4]”陈寅恪在1952年写过一首诗，讽刺知识分子钻营政治的丑态:“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诗。[5]”

“文革”时期的大学红卫兵领袖和一批非主流的知识分子是在迎合毛泽东政治战略需求的前提下，表达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观点的变化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因为他们的荣辱存亡都取决于毛泽东政治战略的需要。剧烈的社会动荡为一大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投机与赌博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为这确实是一条政治仕途上快速上升的通道。他们看似慷慨激昂，实则是为了致身通显，谋求权力与利益。许多知识分子在“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闹剧中亮相，千方百计想挤进大小写作班子。徐景贤在回忆录《十年一梦》中曾说:“谁要是进了市委写作班子，那就是一名受党信任的‘左派’，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事。[6]”“文革”虽成往事，但当年这些为了迎合圣意挤进写作班子的知识分子少有忏悔者。有人曾辛辣地讽刺说，当年这些进入写作班子的人“现如今，一个个在文坛，在学界，在文化圈子里，作学者状，作泰斗状，作指点迷津状，在镜头前作搔首弄姿状，就是没有一个敢回头去，审视一下那段‘不幸’成为小人的路。[7]”

1978年后，虽然中国进入了社会变革期，“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价值观和追名逐利的市侩哲学仍然是众多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底蕴，他们的知识兴趣和政治风向相生相共。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真理问题的讨论，思想界和社会思潮出现了短暂的百花齐放的多元化局面，小说、诗歌、美术、哲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都集中表达了对集权专制的批判和对人的人文关怀。当时的热烈场景让曾身历其境的人们（特别是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79级的大学生）至今仍留恋难忘。但这短暂的思想繁荣之底蕴仍是那批热衷于仕途的知识分子见风使舵，介入当时政治斗争，进行政治投机，想借机进入政权舞台的一种表现。

应该说，道德作伪、思想作伪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明显的特征。这一特征在现时中国社会的转型期间表现的尤为突出。朱学勤在“平静的坏心情”一文中记载了一件事，“我的母校有一位教授，1957年还是右派，在前不久一个历史危难时刻，他却出来公开揭发他的学生。当时到处听说老师保护学生，没听说过有老师大义灭‘生’。此事一出，舆论哗然，……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听说他另外一件事。他曾写信告诉北京的另一个学生一定要买到《顾准文集》，好好研读。他自己读完，写有一长信，激赏顾准的精神，为顾准生前的磨难大恸！[8]”这看起来自相矛盾的行为，实际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即以现实的政治需要为标准。大义灭‘生’是为政治献媚；激赏顾准，也是政治需要，因为顾准成了主流的红人。如果是1957年，此教授肯定是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

二、依附于权力与金钱的知识精英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初步的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建设过程中，是不是正在生成一个为社会公众所承认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呢？应该说，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的改革，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原先身家性命完全依附于国家的单位人有了一定的自由度。职业选择的自由度随着市场化的进程也越来越大，为中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提供了物质和社会环境。然而，社会公权对各种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掌控也为权钱交易提供了各种机会空间和话语平台，这促使官本位的思想和实践变本加厉。例如，“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当下车载斗量填坑盈谷般的游记散文里，都有着官本位意识的坦然流露。这类文本呈现给我们的，往往离不开公款消费的背景，离不开与作者的身份相匹配的种种公款接待的规格规模、档次排场。许多明显带有‘官员’标志的句式在文字中俯拾即是。[9]”一批有头面的“学而优”的学者纷纷审时度势，见风施舵，投机于权力和金钱之间，以赤裸裸的功利色彩，活跃在各种话语场合。例如，有一个自诩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大学教师因有三次和一省委书记接触的机会，那种受宠若惊、沾沾自喜、炫耀得意的心态溢于言表[10]。

归纳起来，大多数学者和文化人的行为特征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一些具有强烈参政入仕意识和动机的知识分子利用网络平台的社会公共言论，不时窥测执政者的政治战略意图，以此为据，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立论和措词。他们不是从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而是热衷于炒作，追名逐利，为执政者所赏识。他们以伪公共知识分子的面目来表现强烈的政治、权力的依附意识和入仕参政的政治情结。把西方的一些学说、理论当作“圣经”，以六经注我的方式，以此为资本介入政治活动，寻找政治靠山，进行政治投机。他们时而作为政策的解读者，时而利用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向权力献媚，希冀为执政者所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