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中国当下没有公共知识分子 只有职业知识分子

发现陈寅恪，重寻知识分子精神坐标

陆键东本人对这本书的期许，应当早已超越了记录陈寅恪本身。在《我与三联》一书中，他曾这样回忆：“《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在超过千卷档案卷宗的翻阅积累上而成的，它交织着现实与个人精神的困惑与痛苦，以及久抑之下必蓄冲缺牢笼的气势。这或者是90年代中后期大陆人文思潮重又涌起新浪潮的一个缩影。”

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开放开启了新时代，商品化不仅充斥经济市场，也逐渐侵蚀人文领域。在此背景下，1993年至1994年，王晓明、陈思和等学者发起了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涉及思想史、文化批评等领域。鉴于当时中国人在精神上的集体困惑，“人文精神大讨论”很快由圈内溢出至圈外，席卷整个中国知识界。

但这场声势浩荡的大讨论，前后不过一两年时间便草草了事。但在此背景下逐步进入高潮的“陈寅恪讨论”却长期持续了下来。“自80年代末期以来，知识界有两个趋势，一是知识分子的市场化，往钱看；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犬儒化。这两个趋势都跟外部环境有关。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坚持自身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就越能被认同。所以，90年代有几个发现，发现顾准，发现陈寅恪，发现西南联大，发现储安平等。这跟整个时代精神上的失落、需要重新寻找精神坐标有关。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陈寅恪以他独特的文化保守主义对抗当时大一统的、几乎不可抗的时代洪流，成为中国人心目当中具有人格风范的榜样。”历史学者、独立知识分子傅国涌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张求会则认为，陈寅恪本身具备可供探究和争议的诸多特质。“尽管陈先生本人十分愿意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但现实一再粉碎了他的梦想。他的人生经历比一般的学者更具有传奇性和争议性，因此，最适合各类研究者游走于‘小众’与‘大众’之间。”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并非一般大众就能理解，他被外界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知识分子风骨。“国民党当年想党化大学教授，陈寅恪就与挚友吴宓商量，如果有人要强迫他入国民党的话，他就离开大学。他说如果要维持生计，可以想另外的办法，以作文售稿生活。解放之后，政府当局邀请他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但是他提出不学马列、不学政治。这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20世纪的中国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只有梁漱溟、熊十力等几个人而已。因此陈寅恪个人必然会成为一个公众话题。” 张荣明认为。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可在‘小众’与‘大众’之间游走”的研究性质，有关陈寅恪的研究数量庞大得令人吃惊。“今年6月，江西九江学院举办‘陈寅恪研究学术研讨会’，会上发放了一本《陈寅恪先生研究资料汇编（1935-2012）》的‘总目录·作者索引’。整个资料汇编共有41册，总字数超过1000万字。这大概是目前比较齐全的一套资料汇编，大致描绘了一幅陈寅恪研究的‘学术地图’。”张求会表示，目前有关陈寅恪的研究大概可包括四大方面：一是陈寅恪学术著作；二是其家族史料、个人生平；三是陈寅恪最后20年的遭遇，包括对记录其心史的晚年诗作的研究；四是他与西方学术的渊源和关联。“陈寅恪研究正越来越呈现出开放的态势，无论是否身在高校，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成理，都会得到认同。”

讽刺的是，即便是充满理想主义意味的“陈寅恪热”，也多多少少充斥着与陈氏风骨南辕北辙的功利考量—“研究陈寅恪更容易受人关注，只要和他的名字沾边，文章更容易发表，书籍更容易出版。这可能也是‘陈寅恪热’形成并持续到现在的原因之一。”张求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