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衣对话凤凰网文化《年代访》文字实录

天文的笔已出神入化 早年深受张爱玲影响

凤凰网文化：尽管您刚才说姐妹不会说对彼此的作品、彼此的文字做过多的评价，但是我想在读者那里，其实还想听一听由妹妹来说姐姐。因为朱家三姐妹，基本上是近于一个传奇了，你看像古代苏轼一家三父子同进唐宋八大家就很了不起了，那朱家父亲、母亲、姐妹三个现在又包括可能姐夫像唐诺先生，全都是台湾响当当的文学家，所以这样一个家庭，我想如果不细致地让亲属之间去评价一下彼此，好像读者都不满意，所以我想我们下面一个一个聊一下，先来说一说大姐吧。

朱天衣：我觉得大姐她的厉害的地方大概是如果是写作人、拿笔的人大概都知道她的那个难度在哪里，简直是难如登天，我觉得她的那个文字已经不是，就是她不是在玩文字，有的人是为文字而文字，我觉得她不是，她就是已经到能够出神入化，太精彩了，我觉得那是我望尘莫及，我也相信是很多文字工作者晓得那个难度的人，就晓得说我一辈子不可能，即便我要模仿。你就像我们常常讲说张爱玲的文字，她非常有感染力、渲染力，看了她的就很容易受感染，我觉得天文的东西就是你想要模仿都难，那个感染是有，可是真的要模仿都很难的。可是当你去看她的生活当中的话，我就说她是个傻大空，平常看起来就是傻大姐，我们都会叫她傻大姐，所以我会讲说她的生活是在涵养她写作，她所注意的成天，当你看她文章，你说她怎么也会对塞车这个部分了解到这么深，而且不是在掉书袋的直接移植过来，她是真正经过消化，很多的东西像服装的《世纪末的华丽》，那些你都不可思议，因为她自己本身并不是这样一个对穿着这么讲究、对时尚这么讲究的人，可是她就是那个观察力，那个超级的厉害，所以我觉得天文她的写作已经到达了另外一个境界。

那像天心的话，天心其实她少年时候的作品我不觉得那么可贵，因为她可能就是别人家的聪明，她的智商非常高，她的敏感度很强，她的爱恨非常分明，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她的那个文章就文如其人的这样，她一旦写文章几乎是一字定稿，她不会反复改稿，从头写到尾，然后再由唐诺帮她腾稿一次就寄出去了，她的文章向来如此。可是到她后来反正后来的像荷花（《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什么的这些的时候，会比较打动我，我会觉得说天呐，她到了比我还年长，还是这样气力满满，还是那么敏锐，还是那么爱恨分明，我觉得这一点真不容易，而且又写得是这么准确，尤其她写的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晓得那个准确度到达什么地步。我觉得人年轻能写作不吃惊，因为那个时候的感受力是最强的，很多人都很想发表，每个人就是很想畅所欲言地讲自己的什么这些的，可是你到了中年、到了晚年还是继续这么强而有力的在写作的话，我觉得这点是超级难的，可是她做到的，我觉得她对我来讲，她们两者的意义大概最大的是在这上头。

凤凰网文化：非常著名的评论家王德威先生，对天文天心两姐妹都有过评论的文章。他在说到天文的时候，他说天文的写作“动机和方式其实就是一往情深，'真'--天真或认真--到架式十足”，并且他是顺着一个脉络，他说从张爱玲、胡兰成，然后一直到朱天文，“皆不脱一贯耽美精神，其极致处，可以以假乱真，以华靡的文字及生活方式信念'发明'来雕塑人生”。可能他说的比较复杂，但我不知道您怎么看他对于天文的这种评价。

朱天衣：我觉得天文大概，像有些不理解的，上次有一位大陆的媒体也是问我们说，您们三姐妹写的都是风花雪月、爱情什么的，我说你应该去好好再看一次，里面真的谈爱情的好像也不像琼瑶写得那么精彩。

好像即便碰触到这个部分，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重点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年少时候受胡爷爷影响--胡兰成影响，或者是张爱玲的影响是难免的，尤其在那个时候，我们刚接触到这些东西，真的是好，他们的文字什么这些东西，天心其实至始至终，我觉得二姐是没有受影响，她一直以来就是有她自己的一个路数。天文是真的是受影响，包括连字，像她的字，以前小时候的字和到后来认识胡兰成之后，连字体都改变，那个风格。可是我觉得从《世纪末的华丽》之后，我觉得是不一样了，完全是已经是不是说是已经断奶了，不是那么讲，而是说已经化成真正自己生命里的东西，你再展现出来的文字的东西，我觉得都不一样，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如果是评论家或者什么可以去比照一下前后的那种感觉，也许在别人来看，就是她们在文字上头的那种美或功力或者什么，就是无人能企及那样子的一个地步。可是我觉得他们三者已经是各自有各自的东西了，是不同的，其实张爱玲和胡兰成也许在某些方面会有一些互受影响，可是后来也是各自走各自，他们的语言后来是完全是不同的，我觉得天文现在她也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你算一下《世纪末的华丽》距离现在也都十几年了，所以她后来的作品，我觉得可以再去看看，可能又会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想法。

凤凰网文化：天文除了在小说创作上有成绩之外，她可能在台湾的电影史上也是有重要一笔的，她跟侯孝贤导演的合作，包括跟吴念真先生等等一众人，他们实际上是创造了台湾的一个新电影浪潮。所以我想问的是，您对于天文的剧本方面的创作有什么想法？我知道在大陆这边出版的天文的作品集，前面有一个序言，是被您姐妹称作朱玲阿姨的台湾女作家袁琼琼，她在序言当中就写过这么一句话，她说她觉得剧本的写作对于天文的小说创作是产生了影响的，她说以至于她的小说当中带有了很多电影手法。所以我想问的是，您关于她的剧本写作，以及她的剧本创作和小说创作之间的这样一种互相影响，您作为妹妹怎么看？

朱天衣：我们会整体上，如果说家人的想法的话，不就她整个成绩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还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东西，是很耗时、很耗费心力的东西，尤其剧本这个东西绝对不是一次定稿，它会一改再改，随时甚至到了开拍的那一刻又在改、又在动，所以她在某个时段，我们会觉得差不多了，就很担心说她在那个剧本上头耗去的心力会影响到她小说创作的本意。因为我们还是觉得小说这个是本业，还好她只和侯孝贤合作，还好侯孝贤导演的作品不多，不然的话我觉得身为家人的我们会更焦虑、担心她，因为她是处女座的，她做任何事情就是巨细靡遗，然后就是包括在整理家里面、对待猫的那种精细程度，你真的无法想像。

凤凰网文化：追求完美。

朱天衣：对。所以你如果说让她去处理这个剧本的部分也是一样，很可能她花了多少时间、多少心力完成了之后，明天开个会全部又推翻，也许她，好吧，咬了牙回来再，可是在我们的眼里看就觉得好不值得好不值得，你用同样的事情，你的什么作品都，其实也不能那么截然的看，也许她的那个部分也同时涵养了她很多小说的一些氛围也好，题材也好。可是不免有的时候当她如果太就是太投入在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是会让我们家人有些焦虑的。

凤凰网文化：她本人呢？她是更倾向于哪种创作？更游刃于哪种？

朱天衣：她还是小说是本业，小说是志业加执志。

凤凰网文化：喜欢《荒人手记》的读者可能都会知道，在这本书当中大量的搬用了李维史陀--大陆这边译为列维·斯特劳斯--他的一本非常著名的人类学著作《忧郁的热带》当中的文字。香港的马家辉先生他也写过文章说，像天文、包括唐诺都是非常喜欢李维史陀的，我不知道您对这方面有没有了解。

朱天衣：对啊，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是，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待这一本书，至少在他们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可能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始终在阅读也好、在吸取养分方面各方面也好，是一直很努力很认真的，他们也许平常的生活就是阅读、写作、生活，阅读这一个部分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很重要，我觉得也许我们优于其他个体户的在创作的人的一个最优于他们的部分，就是说，我们会彼此丢书给彼此看。就比如说唐诺看了一些什么好的书，就会互相的这样子转借，我觉得在大概，即便他们中间不管写作的状态是如何的，阅读这个部分是一直在很重要的在吸取，她不管是国外的国内的小说也好，理论的东西都是一直在长进的、在进步的，我觉得从这一个上头大概看到的就是这样。

天心对台湾有焦虑 大舅因读巴金成政治犯

凤凰网文化：二姐天心，作家阿城过说，她跟天文不一样，说天心是有一种阳气--阳刚的阳--在那里，其实就等同于您刚才所说的那种爱憎分明的那种特别炽烈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她前期和后期的写作，很多批评家都说她在80年代末有一个风格或者说题材上的一个断裂，可能是前期是比较青春纯真的那种，现在流行叫“小清新风格”，可能后面就变成了一些比较幽暗的，甚至说可能会比较现实的一些这样一种题材或者说风格，就像王德威先生说“生年不过半百，心有千岁之忧”，当然现在可能年龄也已经过半百了。我不知道您觉得她的创作存不存在这么一种断裂。

朱天衣：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和当时的一个大环境有关，我觉得这个大环境就是台湾的一个环境，大家如果说稍微理解一下台湾的近代的一些发展，那时候是一个台湾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转变，如果你说是断裂也可以，包括去中国化的问题、包括台独喊得很响--就是李登辉执政的那个部分。我们不能说她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政治理想，可是也许是以一个文人、文字工作者会看到当中的那个局限，你排除了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剩下的这些东西，你只看中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危险在，那个危险不光是一个政治生存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你台湾的一个是可以越做越大还是越来越小的胸襟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天心在那样子的一个背景下，与其说是写作的她的断裂，也许同时也可以说是当时台湾环境的一个断裂，所以她那时候以她来讲，她就是焦虑，我们常常讲说好像她比我们她就是聪明嘛，她也许是看到了我们没看到的那个恐怖的那样子的一个后果在，其实现在回头来看确实是，台湾丧失了很多--不管在政经、文化上头--丧失了很多能够更好于现在的、不是被边缘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当时她的那个焦虑，使得她可能不得不发、不得不写，写出了一些东西，会让人家，怎么突然好像和她以前的那种青春洋溢的那种生命力那种东西是不同的，我也不觉得她是一个阴暗、晦暗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大概就是和当时的政治环境、一个台湾的整体的环境，甚至要逼迫每个人一定要说我是台湾人、我爱台湾，好像不然你就该是被驱赶出去，我认为那是对文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恐惧--天呐，这是又来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运动，来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文字狱或者什么--我觉得她感受到的更强烈，所以会有那样子的作品出来。

凤凰网文化：还是王德威先生他说，天心的文字有一种怨读之气，读是读写的读，并且他是拿天心的文字和鲁迅的文字做比。谈到鲁迅，因为两岸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可能长期在台湾那边鲁迅的作品是被列入禁读范围的。

朱天衣：之前，现在OK了。

凤凰网文化：所以我不知道在您的童年，包括姐姐们的童年有没有读过鲁迅的文字，对他的东西感觉如何？

朱天衣：有的，因为父亲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会有能够拿到一些，可是不是那么全，其实我们的家族曾经为了这些事情也曾经出过悲剧人物，就是我的大舅，因为只是当时看了一些巴金的东西，那时候当然不是书，就是一些影印的，他们的排球教练给他们看，就因此被变成是白色恐怖下的牺牲者，变政治犯，或者是被关到绿岛去。可是这丝毫不影响到，父亲鼓励我们看这些。其实父亲，他对阅读这方面也是大开放的让我们，你愿意读你就去读。我觉得在台湾当时的一个环境里面的确那些书是不能够公开看的，到我们了，在我舅舅那个时候是会被关的、被抓的，到我们的时候好一些，不会到那么严重，可是也同时是会是不能公开的，可是我们私下还是看得到的，好像一直到，我记得到了大学以后，慢慢戒严解除了之后，一开始还没那么开放，其实在街头巷尾旧书摊或什么都找得到，就开始或者有人用手印的方式印出来，都有的，都看得到的。我觉得父亲是非常推崇他们的，所以我们始终可能也是用旧文学来看这些东西，比较不是用一个政治的立场，或政治的眼光来看这些东西。